一、《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1963年出版《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凭借此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现今蔚然成势的全球史,始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部成功的著作便是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从1936年开始构思,1954年动笔,1963年出版,麦克尼尔历时27年才完成这部史学巨著。面世后,立即受到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特雷弗-罗珀高度评价,一度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更荣获美国图书最高奖“国家图书奖”。
《西方的兴起》采用从古至今的叙事结构,上起人类的起源,下迄20世纪末,聚焦于中东、印度、中国、欧洲等主要文明,以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为主线,勾画整体而生动的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跨越民族、国家的樊篱,将全球文明看作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整体,把人类历史分为中东统治的时代、欧亚文明均势的时代和西方统治的时代三个阶段;以“欧亚大陆生存圈”为核心,纵览了在这个大生存圈中各个文明交融传承、兴衰演变的宏观全景。
麦克尼尔以优美流畅的笔触,将贸易、旅行、迁徙、征服、冲突、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传播、技术的扩散、疾病的流行等,人类长期的跨文化互动的历史;以及犁、战车、马镫、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工业革命、民主革命、科技革命等,关键性的人类科技和文化变革,编织成了一部恢宏、通透、高潮迭起且极具吸引力的整体世界史,带给读者史诗小说般的阅读体验。 《西方的兴起》确立了麦克尼尔的史学地位,它的出版被史学界认为是“汤因比时代向麦克尼尔时代”的转变,标志着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麦克尼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相互联结的;各个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是促进文明演化、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麦克尼尔书写全球文明的互动,让之前隔离、孤立的世界史,变成动态、交互的世界史,绘制了一幅人类文明的交互网络图。
作为公认的“全球史奠基之作”,《西方的兴起》也是欧美最著名、最流行的世界史著作,历经多次再版,50年畅销不衰,被赞誉为“已出版过的叙述和解释整个人类史的著作中最具吸引力的一部”,并且已经成为“在人类文化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巨著”。
二、《世界史》
1967年出版《世界史》。
麦克尼尔《世界史》是公认的全球通史开山之作,第一次完整讲述了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互动的故事。阿诺德·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杰里·本特利、何炳棣、许倬云、钱乘旦、刘新成等权威推荐。 麦克尼尔的进化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达尔文的论述对象是“生物”,而麦克尼尔论述的对象是“文明”。文明的生长和灭亡也符合“物竞天择观“。所有竞争力强大的文明都与其生存的环境以及人类对环境的认识息息相观。麦克尼尔构建的世界史就是文明进化史。不过,他并不认为现代文明优于古代文明,也不认为现代文明是古代文明的堕落。他只是客观地描述这种变化,最主要的是揭示其变化的机制。 麦克尼尔笔下的文明至少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军事,比如兵器、铠甲对矿产的依赖,战马对牧场的依赖,军队对给养的依赖;第二是文化,这包括人类的生存或者说创造财富的方式,以及保证财富分配合理的社会法则,先进的文化会从民间偷偷地输入到其它文明中,这种征服很隐蔽;第三是宗教,它掌管人类重大事务,并在最尖锐的精神冲突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它本身也就是文明的凝聚力所在,没有凝聚力的文明是脆弱的。所有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文明必然在这三个层面上优于其它文明,并且自身亦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既然是用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竞争构建一部世界史,麦克尼尔的眼光就总是聚焦于征伐中的军队、游牧民族、商人、水手、海盗、僧侣、工程师、传教士、某种思想的奠基人或启蒙者,以及瘟疫。而对和平时期的朝代更迭不屑一顾。因此他笔下的世界史更像一条巨大的河流,河中心的流速极快,但靠近两岸的地方则流得较迟缓。麦克尼尔的成就就在于标定了这条河的中心河道和流向,这是他在世界史方面真正的奠基工作,其他史学家似乎只能延着他定下的航道寻觅新的发现。 这本书的写作策略是一方面提供一幅幅全景图,另一方面又遍历每一次重大事件的中心,这就是本书的结实、秀美的骨架。而文明的形成和交流的细节则是本书的血肉。整本书又像一部隽永的智慧小品集。造成这种奇妙效果的原因是:其内容不仅铺叙史实,而且在每一章提炼出一个明确的主题,将物质的进化和文明的更新密切结合,提供一系列雄辩的论述,充分显示其深思熟虑的特点。 比如第三章论述制铁技术对文明发展的影响:“这次技术进步的第一个重大后果是新一轮蛮族入侵,他们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包围了古代中东地区的大帝国并一个接一个地推翻了它们。铁器时代蛮族的军事胜利依靠的是原始的平均主义共同体的同心同德,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强大的战士,因为那里不存在世界文明地区长期盛行的主人和臣民之间的鸿沟。人数稀少的战车贵族,被愤怒的臣民所包围,被传统的内讧所削弱,所以不是这种群体性攻击的敌手。” 在这段论述中,麦克尼尔没有把蛮族取胜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制铁技术的出现,而是归结为铁器在不同文明中的使用方式:把武器分散开要比集中起来更有威力。喜欢军事的读者很清楚,历史上出现的任何新兵种都会遇到分散和集中战术选择,而这又与文明的特征有紧密的联系。麦克尼尔总是仔细地研究每一种文明的鲜明的特征,并把其变革和灭亡归因于其内在缺陷。再如第五章论述希腊的军事方阵与斯巴达奴隶起义之间的关系: “军事战术的一个重大变化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农民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这就是方阵的发明——大量密集的步兵阵形……由数千名身披铠甲、行动如一、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冲锋能够横扫战场上的骑兵或敌方的任何其他力量。当这种优势变得明显时……任何不利于加强方阵力量的事情都会危害城邦。如果危险迫在眉睫,如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发生的奴隶反抗多利亚统治者造成的灾难那样,那么对它的反应将是十分剧烈的。” 尽管麦克尼尔注重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但是他却不认为人类最终会形成统一的文明。他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批判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和最后一人》的书评。福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会以西方式民主自由为终点,并在这个终点结成一体。麦克尼尔批驳了这种思想,认为人类将保持文明的多元化。他给出的理由是:”团体就是靠他们与外人的差别来定义他们自己,而人性是变化的,所有从基因遗传的倾向和能力都会自动形成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个理由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尼尔的强劲有力的乐观主义,正是这种思想保证了这本《世界史》从头到尾都新鲜、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