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零售港币6元。
以爱国爱港为办报宗旨,新闻报道公正翔实,及时准确;新闻内容详尽丰富,生动活泼;版面时尚,色彩艳丽,印刷精美。
香港文汇报在中国内地各省市共设立包括北京新闻中心、上海新闻中心、珠三角新闻中心在内的三十个办站机构,拥有一支敬业、勤业的专业记者队伍,其关于中国新闻的报道和评论,经常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广泛转载和高度评价。
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覆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 王树成
王树成先生,河北省平山县人,高级编辑,曾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社长。198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具有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生学历,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编委,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他相继担任新华社半月谈杂志记者、编辑、主编、总编辑助理,1993年升任副总编辑、总经理;1994年12月调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1997年底,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2005年底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2008年5月,担任香港文汇报董事、副社长,同年12月任现职。 他还相继担任安徽省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安徽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安徽政协委员、安徽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老记者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海外联谊协会常务理事等。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他写出百余万字的消息、通讯、特写、述评、人物专访、杂文、调查报告及报告文学等。其中一批稿件被新华社和相关部委评为全国好新闻,《我们永远需要艰苦奋斗》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辅导教材。
他在新华社工作期间,相继组织和参与了国庆50周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和筹备、抗击非典等重大战役性报道;参与过“漫游中华大地”等大型丛书的编撰,编著有《风云人物大写真》等人物通讯集和《太行山的呻吟》等报告文学作品。 早在1946年,因国民党政府步步紧逼上海《文汇报》就范,报社负责人中就有人提议到香港创一新刊,这样可以桴鼓相应,互为犄角,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手;一旦报馆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转移到香港。徐铸成力赞其议,但终因经费难筹,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鉴于上海馆已封,大家无事可做,何不趁此机会去香港开辟新的天地?徐铸成随即约来严宝礼、宦乡、陈虞孙商谈。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与李济深见面,如愿合作,即共同出资,创办香港《文汇报》。 事不宜迟,严宝礼很快托人秘密为徐铸成订好了赴港机票。临行前,徐铸成专门去了吴绍澍家一趟,问他在台湾旅游时所谈之事是否已经决定。吴恳请徐到港后务必向马叙伦、谭平山转达自己“转向”的决心。
香港,徐铸成先去拜访夏衍。夏衍告诉他,非常欢迎《文汇报》来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红”,因为港英当局对进步报刊处处刁难,《华商报》天天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文汇报》应准备顶上去;如果态度一如《华商报》,恐怕有被一网打尽之虞。翌日见到潘汉年,潘也谈了同样的看法。 在和香港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接触之后,徐铸成便去拜谒李济深。他提出由双方各出10万元作开办费,创刊香港《文汇报》。李济深表示完全赞同,说由徐负责在港创办《文汇报》,影响必大。李专门留徐共进午餐,并邀来陈邵先、陈此生和梅龚彬作陪,席间就创刊计划进行了详细磋商,约定由徐、梅和二陈等四人全权筹备。
此时,香港有不少上海《文汇报》时期的同人。他们逃亡到港后,生活无着,不少人依靠领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济金糊口,然后才各自找到临时性的工作。大家闻听徐铸成抵港有出版《文汇报》之意,就约集起来开酒会欢迎,表示一旦报纸创刊,即辞去现有工作,重回报馆效力。正在香港办《大公报》的胡政之也宴请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竞争对手徐铸成。徐对香港《大公报》一反该报之中立传统,称共军为“匪军”、中共为“匪党”深为骇异,只是当着胡政之和一帮朋友的面不便言说。酒过三巡后,胡政之笑着说:“铸成,欢迎你来港恢复《文汇报》,大家热闹些。”徐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就虚晃一枪说:“此来仅为访友。办报,谈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汇报》底子薄,要在香港办一报馆,哪有此力量?”
在孟秋江的引荐下,徐铸成还拜访了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在港民主人士。他们听说《文汇报》有来港出版的打算,都热情鼓励。在拜访谭平山、马叙伦时,徐铸成没有忘记吴绍澍的托请。谭、马二人表示一定将吴的转向意愿转告中共方面,并希望徐回沪继续向吴多做工作。
文汇报
诸事略有眉目之后,徐铸成即离港返沪,向严宝礼等汇报在港经过。大家都很振奋,立即着手准 备相关工作。1948年5月,徐铸成正式赴港筹备创刊《文汇报》。临行前,他与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三十余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红棉酒家聚会,交换对于中共刚刚发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号召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热烈拥护。经商定,香港《文汇报》由李济深任董事长(登记时用别名),蔡廷锴、虞顺懋、严宝礼、徐铸成为董事;总主笔徐铸成,总编辑马季良,副总编辑柯灵,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报社设社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陈邵先、徐铸成分任,委员为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和马季良。领导层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汇报》双方的组合。历时四个月的筹备,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终于正式与读者见面。创办之初,报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拮据。上海《文汇报》本来就是个穷报馆,“民革”也属初创,资金不充裕,报纸出版近半年,双方交来的股款才各有两三万元,与当初约定10万元相距甚远。由于资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局促在一幢四层小楼里。这幢房子小得不成样子,每层不到60平方米,编辑、排字、印刷、发行、食宿都挤在一起,身为总主笔的徐铸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楼梯转角处一间仅容一单身铺位的“斗室”里。 徐铸成本来只负责言论,可是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均不能脱身来港,他只好兼管经理部事务,每天除了写社论、审稿,还要为职工生活、报纸印刷发行尤其是筹款等琐事奔波,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称其为自己服务新闻界60年中“最辛苦劳累之时期”。
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徐铸成请郭沫若主持了一个茶会,茅盾、夏衍、侯外庐等二十多位文化学术界著名人士应邀参加。他们大多为上海《文汇报》写过文章,有的还编过副刊。郭沫若在这次茶会上,把《文汇报》当作解放战争中文化战线的一支部队,号召一切进步力量都来支持《文汇报》,并且勉励《文汇报》同人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徐铸成邀请郭沫若主持周刊各版,郭欣然应允,并很快网罗了一批名流分任各个版面的主编:他和侯外庐主编哲学周刊,茅盾主编文学周刊,宋云彬主编青年周刊,千家驹主编经济周刊,翦伯赞主编历史周刊,孙起孟主编教育周刊。这一阵容之整齐强大,可谓一时无两。《文汇报》在香港能够“一炮打响”,这些专家主编的各具特色的高水准周刊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港九只有80万人口,加上澳门也不过百万。不过出版的报纸却不少,仅大型日报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报业环境下,《文汇报》竟然后来居上,一创刊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到半月订户就突破两万,超过了《大公报》和《华商报》,这让徐铸成和同人们备感自豪。曾任香港《文汇报》副经理的黄立文后来撰文说,1948年到1949年这一年多,“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如此长期持续地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的岁月。‘号外’出版发行的频繁,可以说打破了我国报业史的纪录。革命发展带来的欢乐,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而持久的反应,报纸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华商报》等一两家外,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比拟的。每当看到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自己经手编辑的报纸或‘号外’被抢购一空的时候,我们这批原来亡命香港的报人都很引以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