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特征
第一,它具有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性和贪婪性。考迪罗颁布宪法,但从不执行,缺乏明确的政治思想原则。考迪罗把夺取政权视为最大的战利品。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想方设法地夺取它,夺取以后就千方百计地维护它。政权一旦到手,考迪罗就与大地主和教会结合起来,通过征税、纳贡、直接剥夺以及向各国贷款等方式,鲸吞人民财富。在考迪罗执政期间,墨西哥教会在农村的地产和在城市的财产占全国房地产总值的一半。 在阿根廷,总统罗萨斯在1832年发布命令,就把大约9万公顷的土地全部给了他的家族、亲戚和获得罗萨斯信任的军事人员。考迪罗还大批提升军人官衔,以使军人们获得更大的荣誉和赏赐。在1873年,仅委内瑞拉的卡拉波波一省就有将军449名、上校627名、少校867名、上尉818名、中尉504名和少尉85名,委任的军官不少于3450名,约占当时该省现役军人的15%以上。拉丁美洲军队获得的国家预算平均在50%以上。从1812至1845年,墨西哥军队开支有14次超过政府的总收入。这一时期,拉丁美洲国家财富更加集中,贫富更加悬殊。 第二,在政治组织上具有严重的地区性、宗派性和松散性。考迪罗组织党派,但缺乏像资产阶级政党或其他政党那样的严密组织原则。考迪罗往往凭借个人魅力和声誉,组织家庭、亲戚或同一地区的地主、流氓、冒险家和其他亡命徒为核心,胁迫债役农、佃农等农民组成私人性质的地主武装。考迪罗与追随者之间,贯彻一种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原则。考迪罗要求追随者们绝对服从自己。正如一位考迪罗所说:“我既不要,也不喜欢那些进行思考的大臣们。我只想要写的大臣,因为唯一能思考的是我,唯一能进行思考的也是我。在同一国家内,考迪罗彼此却视为仇敌,占地为王,称王称霸。
考迪罗一般属于保守派,有些亦属于自由派。有些考迪罗此时属于保守派,彼时属于自由派。有些考迪罗表面唱的是自由派的调子,实际上做的是保守派的事情。一位智利作者曾生动地描写道:“保守党人称自己是进步分子。自由党人坚决声明自己是一个皇家大主教徒。天主教徒对自由起誓。民主党人祈求独裁,并要维护奴隶制度”。“保守党人、红党人,自由党人,民主党人,中央统一派人,联邦党人,他们全部与独裁制度相拥抱。”可见,考迪罗结成的各种党派组织,是类似一种缺乏定见的地区、宗亲的派别组织。
第三,其统治手段具有残酷性和恐怖性。考迪罗实行统治的手段极其残酷恐怖。一般来说,考迪罗总是依恃暴力、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进行夺权,并依恃暴力来维护其政权。考迪罗统治期间,始终实行暴力加恐怖的政策。有的考迪罗建立特务组织,设立告密制度。实行“意见统计”,将反对自己的人列入黑名单,并将黑名单交给反动组织,进行镇压;或罗织各种罪名,予以流放、监禁和驱逐出境。据统计,罗萨斯从1839年至1843年期间就消灭反对派2万人以上,其中有200名是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在考迪罗统治期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经常发生考迪罗之间的相互厮杀和格斗。胜者总是要把败者斩尽杀绝。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充满着暴力和一片白色恐怖。克罗在其《拉丁美洲史诗》一书中曾这样地描写阿根廷独立初期的情况:“每一个地区都在一个考迪罗统治之下,而每一个考迪罗又都是至高无上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血腥战争成为了每日的生活规律。持带着长矛、大刀和短刀的凶猛牧民,活象一群猛虎,互相残杀。被俘者则像野兽一样被割裂喉管。假若一个`考迪罗’被俘,他的头会被砍掉,置于长竿上放在最近城内示众。” 第四,在其政局上出现历史上罕见的不稳定性。考迪罗既定的夺权政策和残酷统治,一则必定要引起国内人民的反抗,激起无数次暴动和革命;另外又必然引起考迪罗之间争夺政权的争斗,导致政权的频繁更迭,从而引起国内政局动荡和不稳。各个考迪罗统治时间长短不一,有些只有几小时,有些几天、有些几月和几年,能统治十几年或几十年不被推翻的属于罕见现象。在墨西哥,从独立到19世纪末叶有72位执政者,其中有60个是通过考迪罗式政变上台的。多米尼加1844年宣布独立后的40年间,差不多每隔一年,即有一次暴乱发生,历次执政者和各次暴动的领导者都是将军。秘鲁从1829年至1845年更换了5位总统。委内瑞拉1830年以后的70年间,共发生50次暴动,其中有12次暴动更替了原政权。据统计,从独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拉丁美洲共和国共发生115次成功的“革命”,很明显还有更多的不成功的“暴动”。对这种现象,玻利瓦尔独立初期曾试图加以克服,但亦力不能及,为此他曾悲痛万分地说:“我确实看到确保国家稳定是不可能的”。“这一代人已无法挽救哥伦比亚和整个美洲了”。考迪罗统治拉丁美洲期间的暴动之多,政权更迭之频繁,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