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经历
“九一八”事变后,舒群一家从一面坡迁到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居住。年迈的父亲在街头摆烟摊,还是难以维持生活,家人几为乞丐。其时,自发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舒群自动辞掉月薪60元的翻译工作,参加了曾担任哈尔滨一中军事教官车凌云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当这支队伍从哈尔滨撤到一面坡时,舒群动员他的二姐夫刘文烈参加了义勇军。舒群在枪林弹雨中日渐成熟,更加深信傅天飞的那句话:“抗日武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胜利”!他下定决心回哈尔滨找党!找傅天飞! 1932年初,舒群已在哈尔滨数月,仍未找到傅天飞。他哪里知道,傅天飞此时正跟随杨靖宇在磐石筹建抗联队伍。一天,舒群终于找到了一位同乡同学———中共地下党员陈士卿。3月末,经他介绍,舒群参加了第三国际中国组织。组织派他做基层工作,出任洮南情报站站长,以《哈尔滨五日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为掩护,从事情报的搜集和传递。同年8月,19岁的舒群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其间,舒群用笔名“黑人”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商报》《大同报》的副刊上,发表了许多具有爱国进步思想内容的诗歌和散文,还参加了“星星剧团”的演出。同时他和罗烽、塞克、金剑啸、萧军、萧红、白朗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萧红在哈尔滨即将临产,举目无亲之时,是舒群第一个前去解救她。在萧军、萧红处女作短篇小说《跋涉》集出版经费困难之际,是舒群拿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0块哈大洋,帮助他们凑够了印刷费。 1934年初,满洲省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舒群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被迫离开哈尔滨,奔赴青岛。 1934年秋季,青岛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告密,遭到严重破坏。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大搜捕中,舒群和革命党人倪家兄妹均未能幸免。由于敌人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在哈尔滨的活动情况,几个月后他被释放了。他在狱中写下了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获释后,他几经周折来到上海。1937年,党组织将上海革命文化人组成两队撤退。舒群开始随一队前往重庆,后因工作需要,改与二队周扬、艾思奇等人前往延安。路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又受林伯渠委派,赴山西前线,在八路军司令部给朱德总司令担任秘书。他还以总部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同周立波、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起进行战地采访。他撰写的《写在太线上》《记史沫特莱》《记贺子珍》等16篇作品陆续发表,并于1938年6月由上海出版了战地丛书第六册《西线随征记》一书。1938年2月,任弼时同志派他去武汉,与丁玲共同创办《战地》文艺刊物。1938年七八月间,当舒群从武汉撤至桂林时,他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的派遣,为驻七星岩的朝鲜义勇队做联络工作,并帮助他们演出了金昌满编写的话剧《朝鲜的女儿》。直到1940年,党组织才正式派舒群回到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至1943年,他受凯丰同志的委派担任《解放日报》4版文艺副刊主编。在此期间,他与我党我军的主要领导同志有着广泛接触。他曾参与协助毛泽东同志筹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3年春,舒群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开荒大生产运动。这一时期,舒群与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多次接触,得以当面聆听教诲,为他事后完成《毛泽东故事》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党为了开辟东北的文艺工作,以延安鲁艺的同志为中心成立了东北文艺工作团,舒群任团长并率团奔赴东北。11月2日,他们历经两个月的跋涉才抵达沈阳。阔别东北故乡12年的舒群当时感慨万分。在1946年初的《东北日报》上,他以题为《归来人》的文章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回到故乡以后,他曾担任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领导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担任过东北大学副校长和东北文联副主席等职。在重返东北工作期间,舒群的足迹遍布东北各地。
1950年,舒群又以作家的身份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在39军116师师部工作。其间,他撰写了长篇小说《第三战役》,可惜书稿未发表亦在“文革”中随作者遭浩劫。1951年,他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1952年,他转入冶金战线,再赴东北,为我国冶金战线恢复生产、发展建设做出贡献。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这一代人》、《在厂史以外》等反映冶金战线精神风貌的小说,还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崔毅》和《我的女教师》等多篇短篇小说。1955年,他被错误批判,1958年又受错误处理。“文革”期间,舒群的经历更是雪上加霜,但他还是坚持创作,毛泽东故事之一的《枣园之宴》初稿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
1978年10月,舒群得到第三次彻底的平反。1979年恢复工作后,他先后任本溪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并连续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