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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个时期,人类开始使用打制石器来制造工具,这标志着人类开始逐步掌握和利用自然环境,为后续人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的石器制造技术不断发展,从最初的简单打制到后来的精细制作,逐渐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工具,如刮削器、切割器、尖状器等,这些工具在狩猎、采集、加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还开始使用火,这不仅使食物更加易于消化,还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和
适应能力。
总的来说,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早期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重要了解。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距今约300万年~距今约1万年),以使用打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地质时代属于上新世晚期到更新世,从距今约30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止。
产生背景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制造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河滩上或者从熟悉的岩石区拣拾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一般都是这种情况,但并不全都是(通常这里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到了晚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这种拣拾的方法有时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在有条件时,便从适宜制造石器的原生岩层开采石料,制造石器。因此,一些能够提供丰富原料的山地就会有人从周围地区不断来到这里,从岩层开采石料,乃至就地制造石器,因而出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的两处石器制造场,就是当时人类制造和采集原料的重要场所。 大窑村地处大青山前的丘陵地带,在村南的四道沟,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制造石器的地点,相邻的二道沟,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制造场。在这个地点,广泛地分布着晚更新世的粉砂质黄土,它的上面是一层黑垆土。这两层土的底部都发现有很厚的石片、石器、石渣层,其中典型的石片和石核数量很多,石器较少,制作石器所遗留的半成品和废品则占绝大多数,反映了石器制造场的遗物特点。
在这个地点出土的石器中,以龟背形刮削器较为特殊,系用石块做成,劈裂面平坦,背面隆起如龟背,遍布加工痕迹,形式和制法都比较固定,可用于剥兽皮、刮兽肉和加工皮革等。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上发现的石器制造场,同大窑村二道沟的性质一样,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原料开采和比较固定的石器制造场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打制
通过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人们对旧石器时代的认识有了一定的依据。不光如此,对于我们的先人是如何打制石器的,也有了一些研究。
打制方法
a.碰砧(zhen)法:以较小块石料向另一块作为石砧的较大的自然砾石上碰击,碰下来的石片经过第二步加工(第二部加工有锤击法、指垫法、压制法等)即可作为工具使用。
b.摔击法(投击法):将选择好的石料放在地上,然后手握另一块石头摔击放在地上的石料,以此打下所需要的石片。 c.锤击法:把选择好的一块石料放在地上,然后手握一块石头作为石锤去锤击石料。
d.砸击法(两极打击法):把选择好的一块石料放在另一块作为石砧的大石块上用一只手辅助,然后用另一只手握着石锤砸击放在石砧上的石料。
e.间接打击法:在选择好的一块石料上面放置一根木棍或者骨料,然后再用一块石头作为石锤,用力捶击木棍或者骨料,把重力传递到石料上,使其剥落下石片。
打制种类
砍砸器:以石片、石核或砾石打制而成,个体大而重。
刮削器:多用小块石片加工而成。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常见的石器器形。 尖状器:顶端有一个尖刃,多经二次加工修整。
雕刻器:多用小石片加工而成。先在小石片的边缘打出一个斜向小平面,然后再错开一个角度打去另一块石片。两石片疤痕相交处,即为该器的刃部。
斧形器:多为经两面修理打制的石核工具。一端有刃,另一端为手握的柄部。
镞形器:多用压制法加工而成。其尖端锋刃往往向一边歪斜。
刀形器:石片的一侧较厚,似为刀背。
石球状器:一般也称为“石核工具”,呈不甚规整的球形,通体经过加工修整,球体上有明显的剥片疤痕。
时期划分
其时期划分一般采用三分法,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人类体质进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晚期智人阶段。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由于地域和时代不同,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欧洲
考古工作
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开展得早,发现遗址多,研究也深入,19世纪以来已建立起旧石器文化分期的序列。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手斧文化系统,包括阿布维利文化(Abbevillian)和阿舍利文化(Acheulian);一是没有手斧的石片石器文化系统,如克拉克当文化(Clactonian)。两者大体是平行发展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以莫斯特文化(Mousteria)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修理石核技术(勒瓦娄哇技术和盘状石核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典型器物是比较精致的刮削器和尖状器。
文化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有3.4万年前的奥瑞纳文化(Aurignacian)、梭鲁特文化(Solutrian)和马格德林文化(Magdalenian)。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主要用石叶制作,有端刮器、雕刻器和钝背刀等;骨角器很发达,这是机械方面最早的发明,说明人类已经具备了机械储存力量的知识。同时出现了鱼叉、骨针、标枪、投矛器等新工具;还出现了装饰品和绘画、雕塑等艺术品。 西亚
西亚是欧亚非3洲 的接触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早期人类可能正是通过西亚跨洲迁徙的。西亚与欧洲、非洲在文化上的关系很密切,石器的分类和命名多采用欧洲的标准。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砾石砍斫器和手斧为主要特征。有类似奥杜韦文化的类型和阿舍利文化。中期以石片石器文化为主要特征,广泛使用勒瓦娄哇技术,称为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与欧洲莫斯特文化接近。晚期遗存主要是石叶文化,与欧洲的奥瑞纳文化和格拉韦特文化比较相似,最后出现了细石器。 非洲
简介
非洲旧石器时代考古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里不仅发现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文化,而且是世界上已知的人类各发展阶段没有缺环、年代前后相继的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石器发现于东非肯尼亚的科比福拉,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和哈达尔地区,年代距今约260万~200万年。旧石器时代早期在非洲存在两大石器文化传统:奥杜韦文化和阿舍利文化。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北非有莫斯特文化和阿替林文化;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有中非的石核斧类型文化,如山果文化和卢本巴文化,南非的彼得斯堡文化、奥兰治文化、斯蒂尔贝文化和班巴塔文化。旧石器时代晚期,非洲气候极为干旱,发现的遗存数少,在北非有与欧洲石叶文化相似的代拜文化,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则有奇托利文化等。 考古发现
早在19世纪中叶,在非洲就发现了史前时期的石器。到20世纪初叶,已初步建立起更新世时期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自50年代末以来,非洲在古人类和旧石器方面又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从而使这一大陆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分期
非洲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两大体系。北非,即环地中海沿岸的部分,在文化上与欧洲和西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使用欧洲和西亚的分期法。在撒哈拉以南的东非、西非和南非地区,发展情况与欧洲有所不同,因此使用了一套单独的分期体系:早期石器时代,从最早的石器出现到大约10万年前;中期石器时代,从大约10万年前到1.5万年前;晚期石器时代,从大约1.5万年前到铁器时代的开始(大多数地区发生在2000年前)。关于晚期石器时代开始的时间,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早期文化
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迄今最早的石器发现于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又译“奥杜韦”)峡谷、肯尼亚的科比福拉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和哈达尔地区。年代距今约300万~200万年。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非洲存在着两大石器文化传统:奥杜韦文化和阿舍利文化。这个时期,文化的发展非常缓慢,从地中海沿岸地区到好望角,文化上明显一致。 奥杜韦文化
奥杜韦文化发现于奥杜瓦伊峡谷的第1层和第2层下部,也发现于北非阿尔及利亚的艾因哈奈什。典型工具是砍斫器。比奥杜韦文化稍晚出现的是阿舍利文化,在北非和奥杜瓦伊峡谷第2层的上部,有早期阿舍利文化的粗制手斧。在奥杜瓦伊峡谷的第3层和第4层以及在整个非洲大陆,由于软锤技术的使用,出现了更薄的手斧,具有更浅平的石片疤和更规整的刃缘,这是阿舍利文化的特征。这时的薄刃砍斫器比以前数量更多,小的轻型工具也制作得更规整。一般认为,奥杜韦文化的石器是由能人(如奥杜瓦伊的能人、科比福拉的1470号人)制作的,而阿舍利文化则是与直立人(如北非的毛里坦人)相联系的。 到其后的晚更新世时,随着气候的变化和撒哈拉沙漠的形成,北非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文化就开始出现了差别。 早期
这个时期各地的旧石器文化呈现出地方的特点。在北非生活着尼安德特人,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则生活着罗得西亚人。整个北非和尼罗河河谷以及撒哈拉的大部分地区,在晚更新世的大部分时期内,存在着一种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这是受西亚和南欧的莫斯特文化影响的结果。除了昔兰尼加以外,这一传统有变化地继续存在到公元前1.5万年和1.2万年之间。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存在着一种以南非为中心的福尔史密斯文化,它继承了阿舍利文化传统,广泛分布于草原地区。手斧和薄刃砍斫器变小,制作更加精致。而共生的轻型工具在制作上更广泛地使用勒瓦娄哇技术。在森林地带,发展了另一种以东非为中心、但在南非也有发现的桑戈文化,这是一种适应于森林环境的文化,其特征是加工木头的工具很发达,特别是重型的手斧、大尖状器和高背“刨刀”。 中期
其重大进展之一,是人类扩大了居住范围。在欧亚大陆,人类进入了高纬度地区;而在非洲,则是向森林和干燥地区扩展。人类的这种扩展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是由于技术上的进步。由于适应于不同的生态环境,各地的旧石器文化呈现出日趋明显的地方特色。
晚期
这一时期在北非,尼罗河河谷地区的文化,称为霍尔穆桑文化,典型器物是带锯齿的石片和雕刻器;在昔兰尼加,发现了在非洲极少见的以石叶为主的代拜文化,出现了用间接打击法生产并进行陡直修理的石叶、琢背石叶、雕刻器和端刃刮削器,与欧洲和西南亚某些地区的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类型是一致的;在马格里布,发现了在勒瓦娄哇和莫斯特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阿替林文化,典型的器物是带肩的尖状器。 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森林环境和草原环境两种文化的区别继续存在,石制工具全面变小。东非、西非和中非赤道森林地区的卢彭巴文化,基本上继承了桑戈文化的传统,但手斧和大尖状器减少,以石片制作的小型石器增多,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细长并经过两面加工的尖状器。在从非洲之角到好望角的草原地区,发展了斯蒂尔贝文化,其典型特征是存在似石叶的石片,以及由修理台面的石核上打下来的短而宽的石片,另外还有两面修理的尖状器。 文化特点
非洲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特点在于各地都有发达的尖状器。虽然似石叶的石片也有发现,但还没有成为制作石器的主要坯料。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各地的细石器工业开始形成了地方的特点。
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到中石器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地区化和细石器化的倾向日趋显著的时期,非洲也是如此。
东南亚
考古学家一般把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文化称为“砾石和石片石器传统”或“砍斫器传统”。在这个传统之下,又可分出若干地方类型,如分布于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安雅辛文化,分布于泰国西部芬诺河流域的芬诺伊文化,发现于马来西亚西北部霹雳河流域哥打淡地方的淡边文化,分布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南部海岸巴索卡河河谷的巴芝丹文化,分布于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南海岸的塔邦文化等。如今,这一地区的旧石器材料,虽然从早期到晚期都有,但很不完备,存在许多地区和时间上的空白,不少遗址缺乏可靠的年代学证据。人类化石的发现也不平衡,除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外,其他地区十分稀少。 中国
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在中国已经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旧石器考古材料,初步建立起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框架。
早期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分布已很普遍。距今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有西侯度文化、元谋人石器、匼河文化、蓝田人文化以及东谷坨文化(见东谷坨遗址)。距今100万年以后的遗址更多,在北方以周口店第1地点的北京人文化为代表,在南方以贵州黔西观音洞的观音洞文化为代表。总起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基本上是类似于奥杜韦文化的类型,似乎没有西方的阿舍利手斧文化。但有的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旧石器文化和西方阿舍利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交流。
中期
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可用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文化(见丁村遗址)为代表。另外比较重要的有周口店第15地点文化和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文化。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基本上保持了早期文化的类型和加工技术。即使类型稍有变化,技术稍有进步,也都是缓慢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修理石核技术(如勒瓦娄哇技术)没有得到什么发展。
晚期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量增多,文化遗物更加丰富,技术有明显进步,文化类型也更加多样。在华北、华南及其他地区,都存在时代相近但技术传统不同的文化类型。
在华北,有继承前一个时期的小石器传统,其重要代表有萨拉乌苏遗址、峙峪文化、小南海遗址、山顶洞遗址(见山顶洞人)等;有石叶文化类型,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的水洞沟文化为代表,它与西方同期文化有较多的相似处;还有70年代后发现的典型细石器工艺,如山西沁水的下川文化,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的虎头梁文化等。
在东北地区,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和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遗址等。
在南方,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区域性文化,如以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遗址命名的富林文化类型,以重庆市铜梁县张二塘遗址为代表的铜梁文化类型,以及最初在贵州省兴义市猫猫洞遗址发现的猫猫洞文化类型。
另外,在西藏、新疆和青海地区也发现了一些属于这一时期或稍晚的旧石器文化地点。总起来看,这一时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除少数地点外,石叶工艺和骨角器生产不很发达。
经济活动
概述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采摘果实、狩猎或捕捞获取食物。当时人们群居在山洞里或部分地群居在树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蚌来维持生活。在山洞中的遗迹和遗物,已留下了很多,但树居生活却很难留下什么遗迹。从古代的文献中,依稀可以寻觅到远古时代树居和采集的影子。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特点就是洞居或巢居,采集和狩猎。
民族志也较多反映了石器时代人类的巢居生活。彝族历史文献《西南彝志》记载:“人们在当初,不曾住地面,野兽花斑斑,跑在森林里;人居于树上,兽与人同处”;《滇略》记载有一部分被称为“野人”的景颇族,“茹毛饮血,夜宿树上”;《贵州通志》记载少数苗族先民曾经“架木如鸟巢寝处”;东北的古代肃慎族亦曾“夏则巢居,冬则穴处”。这些少数民族尽管早已摆脱了采集与狩猎的经济生活,但其巢居的生活方式却一致表明远古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早期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与猿人化石共存的都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的痕迹。除了粗糙笨拙的打制石器,还有经过加工的鹿角和砍砸刮削的兽骨。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处于极其原始的萌芽阶段。
在初期的经济活动中,人类只是为了生存而进行采集和狩猎、捕捞的。这些活动以采集最早出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匼河遗址中发现了可能用于狩猎的石球,表明当时已出现了狩猎经济的萌芽,在整个旧石器时代,采集和捕食小动物始终是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集体围猎大动物,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期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相当于地质史上的晚更新世,也就是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活跃了。当时,中国台湾、日本等岛屿与中国大陆还有陆桥联接,在亚洲的东北部,白令海峡也有陆地通往北美洲。中国大陆的气候比较干燥寒冷,西北高原及华北大地堆积了厚厚的黄土。这一时期处于间冰期,大陆大部分植被是森林草原或半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人类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才得到锻炼和发展,最后脱离了动物界,转变为现代人的。地质学家称之为黄土时期,人类学家称之为智人阶段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组织已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各地不同的生产实践中改进工具,发明了摩擦取火,从而促进了原始经济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石器的技术比早期进步了,丁村人的石器已有更多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各式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等,有的形制相当规整。说明了石器功能作用的分化。与丁村人相比,许家窑人的狩猎技术更高一些,从出土的石器来看,他们不仅会从打制的石核台面周围边缘敲剥石片,而且制作出更多小型的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一种龟背状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刃缘经过仔细加工,已初步开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的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文化的进步因素。作为狩猎大动物的有效武器石球,在许家窑人的营地里成堆地发现,数以千计,生动地显示了这个氏族狩猎经济的高度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石叶,在这里也已经出现,这种工具与狩猎和吃兽肉有密切关系。许家窑遗存的全部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头骨都没有发现,说明基本上都是人们食肉后又砸碎的抛弃物。他们还善于用动物的骨角加工成铲式工具、三棱尖状器和刮削器。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 4 万年前,他们的狩猎经济代表了当时的较高水平。
晚期
距今二三万年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原始经济在各地有了更快的发展。从重要遗址峙峪、小南海、虎头梁所发现的石器和遗迹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在不断进步和提高。以弓箭的发明为标志,狩猎经济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63 年发掘的山西峙峪遗址,距今 28000 年,仅石器材料就多达 15000余件,明确地出土了石箭头和钺形小石刀之类复合工具。1960 年第一次发掘小南海洞穴时,10 平方米范围内出土石制品达 7000 多件,可见当时石器制造业已有相当规模。在河北阳原的虎头梁遗址,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三处篝火遗迹,灰烬中有烧过的兽骨和鸵鸟蛋皮,周围散布着大量石片、石屑和用作石砧的大块砾石,这里显然是一个狩猎者的宿营地。
元谋猿人
170万年以前,云南元谋一带,榛莽丛生,森森郁郁,是一片亚热带的草原和森林,爪蹄兽、最后枝角鹿等第3纪残存动物在这里出没。再晚一些,则有桑氏鬣狗、云南马、山西轴鹿等早更新世的动物。它们大多数都是食草类野兽。为了生存,元谋人使用的石器捕猎它们。元谋上那蚌村附近的早更新世地层中,元谋盆地内暴露的695米厚,共4段28层的河湖相沉积地层里,在第4段第22层,发现了两枚上内侧门齿化石。用古地磁测定法检测,这两枚牙齿属于170万年前的一个男性青年。它确证了中国人的历史起源和存在。和这两枚牙齿化石同时从褐色黏土层中出土的,还有7件元谋人制造和使用的脉石英石核与刮削器。
陕西遗址
蓝田人遗址
发现命名
1963年7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调查队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在蓝田县城西北约10公里的泄湖镇陈家窝发现了一老年女性下颌骨化石。第二年5月,在公王岭地层中发现一个基本保存完整的中年女性头骨化石。经对此头骨化石进行室内修复,复原出一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原研究者把陈家窝的下颌骨和公王岭的头骨归到一起,命名为“蓝田中国猿人”,简称“蓝田猿人”或“蓝田人”。但是,不少学者认为,这两件标本所显示的原始性程度明显不同,两个地点的时代又有先后之分,建议给公王岭头骨另立新种“蓝田人”;给陈家窝下颌骨以“直立人陈家窝亚种”的学名,亦可称“陈家窝人”。 相关数据
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公王岭和陈家窝古猿人化石层位先后有三个不同的数据:
1、陈家窝:距今65万年;
公王岭:距今75—80万年。
2、陈家窝:距今53万年或50万年;
公王岭:距今98万年或100万年。
3、陈家窝:距今65万年;
公王岭:距今115万年。
一般可以说公王岭距今约100万年左右,其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或早更新世晚期。陈家窝化石距今60万年左右,属中更新世中期。
特征描述
蓝田人属我国早期人类化石。其前额低平、较宽,眉骨粗壮隆起,骨壁较厚,眼眶略方,嘴部前伸。颅内耳高71毫米,脑容量为778.4毫升,基本与印度尼西亚爪哇人的775—900毫升相当。
蓝田猿人头骨复原像
出土物
在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出土地附近,伴出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许多生产工具,有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片、石核等打制石器。尖状器一面有刃,另一面保留石块原状,适于手握。刮削器有直刃、凹刃、凸刃和复刃四种形式,用于刮削木制工具和剥取兽皮。这些工具制作粗糙,以单面加工为主,多不经第二步加工即行使用。
公王岭还出土了40余种动物化石,而最引人注目的这些动物化石中具有强烈的南方色彩,如剑齿象、大熊猫、爪兽、毛冠鹿、水鹿等。这说明蓝田猿人所生活的秦岭北麓,在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繁茂,林木丛生,很适合于原始人类繁衍和生息。 学术研究
陕西蓝田公王岭猿人头骨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它扩大了已知的中国猿人的分布范围,增加了世界猿人化石的分布点,对探索和考察人类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大荔人遗址
发现挖掘
位于大荔县西北解放村,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1978年春,在村子附近的洛河第三阶地的砂砾层中发现一具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1978年秋和1980年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地质系、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发掘。
特征描述
化石年代经鉴定距今约20万年左右,属不足30岁的男性头骨,颅穹低矮,前额扁平,颅骨壁较厚,眉脊粗壮,其形状和北京人接近。但顶骨相对较大,枕骨隆凸下移,顶枕部较高,吻部不那么前突,颧骨细弱,颧骨鳞部非三角形而呈圆麟状,这些又都是智人的进步特征。脑量约为1120毫升,比北京人平均值稍大,体质特征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是早期智人中的古老类型。
出土物
与大荔人伴生的动物有古菱齿象、肿骨大角鹿、鸵鸟等10余种。发现的植物孢粉有蒿、菊、藜等草木植物,松柏、云杉等针叶树种,而没有发现阔叶树种,表明在大荔人生活时期,当地属森林—草原型环境。与大荔人同出的石器和石制品约500多件,原料以石英岩为主,燧石次之,还有少量脉石英、火成岩等。石制品中,大多数是石片和石核,石器约占30%。器形普遍较小,长度一般不超过4厘米,重量约在20克左右。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凹刃刮削器数量为多,其次是尖状器和少量的雕刻器、石锥、砍砸器、石球等。打制技术主要是锤击法,打片较厚,不甚规整。砸击法也偶尔见得,或在一端,或在两端可见砸痕。第二步加工以单向背面加工为主,刃缘曲折,刃口不齐,多呈锯齿状或波纹状,或锐或钝。石器中单刃多于复刃。尖状器加工稍为精致,有正尖、角尖、双尖、歪尖箬类型。
学术研究
大荔人的文化特征,属于我国华北地区以小石器为主的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类型。
洛南人地点
发现挖掘
1977年在洛南县东河村一洞穴内灰黄色钙质砂土中发现一人牙化石,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也可能到早更新世的晚期。
特征描述
化石为右上第一臼齿,牙根全部断失,牙冠保存完好,齿尖有磨损痕迹。从咬合面看,牙齿近中颊侧角向前突出,而远中舌侧角较圆钝,整个牙面呈圆菱形。牙的近远中侧冠壁,有一横长方形与其前后牙相接的凹面。次尖及后尖后侧壁的釉质层遭到腐蚀,其上有许多被腐蚀后形成的蠕虫状小沟及小坑。原尖较大,被磨耗得较低平。前尖比后尖略大,原尖和后尖连脊明显,其化石属直立人的范畴,可称之为洛南猿人。
出土物
与洛南猿人化石共出的动物化石仅有大熊猫和貘,反映出洛南猿人生活时代的气候环境较今天温暖湿润。
梁山遗址
发现挖掘
位于汉中地区南郑县汉水南岸,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即旧石器时代中期。80年代初发现,陕西省鸢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西安矿业学院地质系等单位多次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出土物
旧石器分布在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宽2公里范围内。遗物以石制品为代表,已发现1000多件,包括石器、石核、石片三类,尤以石器为最多。原料主要有石英岩、脉石英和火山岩三种,均为河流砾石。石核的打制台面以利用砾石平面者为多。打击石片采用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大多数石片宽大长,石片形状缺乏规律。
石器特点
石器器型宽大厚重。以砾石石器为主,石片石器处次要地位。砾石石器多在砾石的一边或一端进行加工,砾石面占器物表面的1/2或1/3。石片石器加工以向一面打击者为多,二次加工较少。石器类型有石锤、尖状器、砍斫(砸)器、刮削器、石球和原形手斧。石锤用石英制成,其特点是在圆形或椭圆形砾石的一端具有密集的点状疤痕。尖状器包括砾石、石片三棱尖状器两种,砍斫(砸)器出土较多,占所有石制品的43%,是梁山旧石器遗址中最杳代表性的器物。石球也是梁山遗址石器的主要类型。
学术研究
梁山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汉水上游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其石器风格除具有“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尖状器”这一华北旧石器文化传统外,还具有华南以砾石石器为主的特点。这种文化共存的特征为研究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及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而遗址中原形手斧的出现,又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世界东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线索。
长武遗址
发现挖掘
位于陕西长武县城关镇窑头沟及鸭儿沟。1972年,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考察时发现。地质时代属于晚更新世,发现智人牙齿化石一枚。
特征描述
齿根缺失,齿冠近中侧和舌面釉质被破坏,但牙本质完整。呈灰白色,原尖大,次尖小,后者位于远中侧的中间,前尖略大于后尖,前尖、后尖和原尖的三个尖交汇处成一凹面。远中侧无接触面。近中侧釉质脱失,也看不出与前牙的接触面。这些性质表明此牙是萌出不久的左上第二臼齿,可能为一少年个体。伴出的动物化石有鼢鼠属、披毛犀、似野马、野驴、大角鹿属、斑鹿、牛类等。
出土石器
这里发现石器标本近200件,石料80%为石英岩,石器中60%标本都保留有砾石面。石器的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石器以小型为主,多用砾石片制成,加工粗糙,类型简单,外形多依砾石的原始形态。石器的第二步加工多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尖状器修理的相当精细。石器组合以单边直刃刮削器为主,尖状器、砍砸器数量较少。
黄龙人化石
出土发掘
位于陕西黄龙县徐家山南坡的黄色土与红色土交界处,地质时代属于晚更新世。1975年发现一具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
特征描述
头盖骨从颅骨隆起、眶上区和额区发育程度以及额鳞倾斜程度判定其属于晚期智人阶段,但又有一定的原始特征,如矢状脊较突出,头骨骨壁较厚,额结不太发育,前囟点位置较靠后等,代表了晚期智人的过渡类型,为研究亚洲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的过渡提供了新的线索。
韩城遗址
出土发掘
位于韩城县城东北的黄河禹门口西侧,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1973年修建铁路时发现洞穴堆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进行了清理。洞穴高出现黄河河床约30米。
出土物
文化遗存主要有石制品、用火痕迹和一些动物化石。石器的原料主要有石英石和燧石,表面多保留砾石面。石片、石核多不规整,打制方法为锤击法。石器器型较小,有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以刮削器最多。第二步加工较粗糙,均用锤击法修理而成,以从劈裂面向背面加工者居多。
洞穴内保留火烬最厚达5厘米,残留有烧骨、木炭屑和石块等。发现的哺乳类动物化石有牛、犀牛和鹿等,均属草原型的动物群。禹门口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将黄河两岸的旧石器文化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学术研究
该遗址中的石器保留了我国北方以小型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构成新石器时代早期细石器文化的先驱,为探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吉林遗址
2018年5月30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成果显示:在该所与吉林大学今年4月对吉林省汪清县进行的旧石器专项考古调查中,考古人员新发现含打制石器的地点63处,采集石制品1362件。根据地表采集遗物和裸露的地层堆积特点,综合多方因素,可初步确定旧石器时代遗址12处。
此次新发现的12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在嘎呀河、绥芬河流域。在嘎呀河流域发现了春阳镇石头村北岗遗址、天桥岭镇东新遗址第Ⅰ地点、天桥岭镇马鹿沟遗址、大兴沟镇新兴遗址第Ⅰ、Ⅱ地点等5处;绥芬河流域发现有罗子沟镇上河遗址,创业遗址第Ⅰ、Ⅱ地点、下河遗址第Ⅰ、Ⅱ地点和绥芬遗址第Ⅱ、Ⅳ地点等7处。
考古人员在嘎呀河流域的东新遗址第Ⅰ地点、新兴遗址第Ⅰ地点、马鹿沟遗址三处遗址分别采集到多件石制品,基本代表了长白山地区三种不同的旧石器时代工业类型。本次在汪清地区开展的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首次较为系统地了解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是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天津遗址
太子陵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天津市蓟州区。遗址所在地背山面河、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具备适合古人类在此活动的基本条件。从地貌部位、地层堆积及出土石制品文化特征来推测,遗址所在地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即距今绝对年代应在10万年至1万年之间。
曾在2005年、2015年开展的考古专题调查中,发现和采集到较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
2021年10至11月,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该地新发掘出土石制品标本158件。发掘出的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砂岩、燧石为主,兼有少量石英、水晶和铁矿石等;石制品剥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偶见;石制品类型组合非常丰富,既有石锤和数量较多的石核,也有砍砸器、尖刃器、刮削器、凹缺器等丰富的工具类型,还见有石片、石叶、断块等。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考古发掘出土了有磨光痕迹的石器。经专业仪器观察发现,该石器磨制技术成熟,局部人工磨制痕迹清楚,磨制后的刃部棱脊线清晰明显。
福建莆田遗址
2022年12月19日,据新华网消息,在莆田木兰溪流域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山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把莆田地区有人类生存活动的历史至少提前到距今2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