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货币的地理区域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每个国家在传统上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货币,在1960年代由罗伯特?蒙代尔认为这可能不是最有效的经济安排。特别是,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关系可能会受益于一个共同的货币。这允许进一步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促进贸易。然而,每个国家的共同货币导致损失的能力直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措施来稳定经济。主要有以下几个衡量标准:要素流动性标准、经济开放性标准、产品多样化标准、国际金融一体化标准以及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

欧元区的建立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佳实践。欧元区的建立促进了国家间的贸易往来,降低了交易成本,为要素流动、产品和服务流通、建立开放型经济体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欧元区的实践也表明,建立在非最优货币基础上的最优货币区,也在区内爆发出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面前,表现出其脆弱性,随着英国的脱欧,欧元区内各国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

理论提出背景

一般而言,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 OCA)是指"一种''最优''的地理区域,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优在此意味着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同时得以实现。

最优通货区方案,也称为最优通货区理论,最早由蒙代尔和麦金农于60年代提出,后经许多经济学家发展而日益成熟和完善。它既是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主张之一,也是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方案之一。

通货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形式。它具有5个基本特征:①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名义汇率是固定的;②具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作为成员国汇率确定的共同基础;③主导货币与成员国货币间具有充分的可自由兑换性;④存在着一个负责协调和监管的超国家的权力机构;⑤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主权受到削弱,其中包括发钞权。

五个衡量标准

最优通货区的衡量标准是指相关国家在符合什么条件下,建立通货区才是可行的。对此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主要有:

要素流动性标准

这是由蒙代尔在1961年提出的。蒙代尔认为,需求转移是一国出现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例如,若需求从A国转移到B国,则 B国出现超额需求,而A国出现超额供给。在劳动力不流动的情况下,A国将会出现失业现象;若要解决A国的失业问题,则必须调整两国的汇率。但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动力将从A国移向B国,从而降低了A国的劳动力供给,而B国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在汇率不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就可以消除经济的不均衡。显然,若要在国家之间维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就必须保持要素的高度流动性。

经济开放性标准

这一标准由麦金农在1963年提出。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分为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其中贸易商品占的比例越大,说明该社会的开放程度越高。在一个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浮动汇率制是难以实行的。因为在此类国家中,市场汇率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引起市场物价的剧烈波动;如果进口商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有较大比例的话,那么汇率的微小变动还会对居民的实际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一些贸易关系比较密切,开放度较高的国家之间应该建立一个相对封闭的货币区,对内实行固定汇率制,而对外则实行统一的浮动汇率安排。

产品多样化标准

这是由彼得?凯南(PeterKenen)在1969年提出的。他认为,对于一个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国家来说,如果外部经济的动荡使得对该国某种产品的需求降低,则不会给该国经济带来大的影响,汇率也就不用做出大的调整;而对于一个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来说,外部经济动荡可能会对该国经济造成大的冲击。若要抵消这种冲击,就需要对汇率作出较大幅度的调整。换句话说,就是产品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不能够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而应该建立在汇率上能够灵活安排、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通货区。

国际金融一体化标准

这是由詹姆斯?依格拉姆(JamesIngram)在1973年提出的。他认为,如果国际金融的一体化程度较低,则金融市场的交易是不充分的,此时金融市场的交易将会以大量短期证券交易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短期证券交易的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市场的抛补来避免),从而引发各国市场利率结构的较大差异,并进一步带来汇率的较大波动。相反,若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则利率的小幅波动就会引发资本的流动,从而可以避免利率的剧烈波动。因此,通货区的建立应该以金融一体化程度为标准。

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

这是由哈伯勒和弗莱明于1970年和1971年分别提出的。他们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最可能是由各国的发展结构不同、工会力量不同和货币政策不同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率差异造成的,而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又会引发投机资本的流动和汇率的波动。因此,如果区域内各国的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汇率的波动就可以避免。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的各种标准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提出来的,虽然或多或少的反映了国际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但依然无法对区域货币合作问题作出完满的解释。因此,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通货区问题转向了从综合的角度,即成本与收益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