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放·平生於国兮（西汉辞赋家东方朔所著的辞赋）

作品赏析

《初放》是《七谏》的首篇，写屈原初被放逐时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抨击，表现屈原宁可孤独而死也绝不改变自己人格情操的高洁精神。诗歌可分为三段。

首段从头至“伏念思过兮，无可改者”。该段用赋的手法，简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身世遭遇以及无可改悔的坚定立身态度。诗歌头两句写出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出生在国都，却生活在山野。这。本是屈原遭遇的总述，这两句置于全诗之首，暗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人去思索其究竟。以下便是作者对此问题的简单回答：原来是自己天资驽钝，拙于辞令，加之势单力薄，遂以直谏不被君王理解而遭放逐。“言语讷涩”几句，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其谦也”。确实，当年的屈原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写该诗的作者也“博闻辩智”（《汉书·东方朔传》），才思敏捷，都绝非“言语讷涩…“浅智褊能”之辈。因此，这与其说是自谦，不如说是一种愤激的反语。“言语讷谣”是说自己没有巧言佞舌，“浅智褊能”是说自己不善逢迎钻营，所以屡次忠言直谏，既为君王亲信所怨，又为君王本人所恼，终于被弃。下面“伏念思过”，是被逐后的深沉反思，“无可改者”是思索的结论。它看似平常，语气却是斩钉截铁的决断，使人想到《离骚》中“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二段从“群众成朋兮”到“下泠泠而来风”。该段以议论为主，对朝廷不肖居上、大贤处下、谄佞得志、忠直孤独的黑暗腐败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细味此段，又可分为两层。第一层至“余将谁告”。它采用直接论政的手法，使作品锋芒毕露。“群众成朋”与前之“又无强辅”呼应对比，写出小人充斥朝廷的惊心现实。“上浸以惑”与“尧舜圣已没”则直刺国君昏昧。“高山崔巍”四句，从内容上讲是用自然之永恒反衬人生之短暂，这种浓厚的生命意识与被放逐处境的结合，便写出一种深沉悲痛；从诗歌形象讲，无论巍巍高山还是浩荡流水，都带有一种崇高阔大的气魄，挟着一股浩然正气，这又使诗歌在悲伤中具有了崇高的意境与悲壮的气氛。“块兮鞠”四句则进而写出了黑暗政治下正直之士的孤独感和悲凄处境。第二层是第一层的艺术形象化，它沿用《离骚》“香草美人”手法，以被斥逐的鸿鹄、被斩伐的橘柚象征贤才直士的遭遇，以被保护的鸱枭、被栽培的苦桃象征奸佞之辈的得意处境，形象地描绘出了朝廷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现实。“便娟之惰竹”四句，则通过婆娑修竹生于郊野江潭的描绘，进一步写出这种现实，同时用修竹上防寒露、下送清风的美好品质，象征地写出了自己顶邪恶、惠下民的美德。

第三段为诗歌最后八句。该段转以抒情的笔调，表达被放逐后的深沉孤独与悲哀，并再次表明了自己正道直行、死而后已的决心。“孰知其不合兮”两句，写自己与君王政见根本不同，分歧是无法弥合的。这里用了一个形象的譬喻，“若竹柏之异心”。“往者”两句，写出了屈原作为一个头脑睿智、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的强烈孤独感。应该说，东方朔代屈原所抒发的这种感慨，与古往今来一切难为人知、不为世用的志士仁人的感慨都是相通的。紧接这种感慨，是对天的呼号，所谓“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它将绝望悲怆的情绪，推到了一个高潮。最后两句，则又是从高潮的大跌落，情绪由高亢转向深沉，而唯其深沉，诗人那无边的幽愤、那崇高的人格，才获得了更为感人的力量。从内容上讲，这两句正与《离骚》中哲王不寤“怀清白以死直”同，表达了屈原决心以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

本诗既是代言体，所以与屈原诸作相比，没有多少独创性，例如四句一转的章法，香草美人的比兴等等都是沿袭屈原的。不过，诗歌在写作上也有一些特点。例如从手法上讲，它大体按照叙事一议论一抒情的顺序写作，但三者又常常是融混难辨的。与此相应，从情绪基调讲，则大体是平静一激烈一深沉，而每段之中又自有跌宕起伏（例如末段），但总的说来全诗是悲怆炽烈的。此外，它的句法较灵活，“块兮鞠”两句，引入三字句，使诗歌在节奏上奇崛而富于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1]

东汉文学家王逸《楚辞章句》：“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达也；柏心实，以喻君阁塞也。”

创作背景

《七谏》录自王逸《楚辞章句》，西汉东方朔之所作。王逸以为“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七谏》包括七章，即“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和“谬谏”，最后有“乱词”总括。^[2]

作者简介

东方朔（生卒年不详），本姓张，字曼倩，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县）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他曾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当时的皇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以重用。^[3][4]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