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富海（襄汾县博物馆馆长）

人物故事

陶富海(左)陪同法国考古专家在丁村考察

一个完小文化程度的人，35岁始学考古，之后，便把整个生命都融入举世闻名的丁村，穷毕生精力搞文物考古工作，终成我省文物考古界屈指可数的研究馆员之一——

心胸开阔，性情豁达，幽默风趣，在襄汾搞了大半辈子文物考古工作的陶富海，尽管已经是古稀之年的人了，但看上去也就是50来岁的样子。陶富海从35岁开始接手文物考古工作至今，一直围绕着举世闻名的丁村，穷毕生精力，研究、挖掘、保护文物古迹，进行考古研究，并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如今，妻子已去世，儿女都在县城居住，他却独自一人一直借住在丁村一处明代的民宅，简朴地生活，默默地工作。每天早晨和黄昏，他都会在丁村的乡间小道长时间散步，静静地看日影的脚步，听风从树的枝头吹过……日前，笔者采访这位我省著名的文物考古专家时，他深情地说，丁村寄托了自己一生的追求，自己此生已经离不开这片土地了……

从门外汉到文物考古专家

陶富海1935年出生于襄汾县南贾村，由于家境贫寒，刚刚完小毕业便辍学了。参加工作后，几经周折调回到襄汾县文化馆，主要从事文艺工作。1969年初，由于文化馆人事变动，上级宣布由陶富海接手文物考古工作。这一年他已经35岁了。民间有言，人过三十不学艺，但是陶富海没有犹豫，他毅然把从未涉足过的文物考古工作承担了下来。

从此，专业知识，政策法规，陶富海勤奋地学、钻。与此同时，他经常下乡，调查了解文物现存情况，宣传文物知识，提高群众保护文物意识。几年下来，他行程数千里，走遍了襄汾20个公社200多个大队，复查全县古文化遗址100多处，古墓葬30余座，古建筑20多处，并对其中重要的进行了测绘、照相、记录，建立档案。当然，对丁村文化遗址和民居的保护，更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学习中实践，实践中学习，文物考古特有的文化魅力，使陶富海越来越深地爱上了这一行，他渐渐成了行家里手。

1975年夏季，一场洪水袭来，丁村人化石产地54∶100地点，沙土被冲刷，河岸坍塌，保护工作受到严重威胁。陶富海和丁村遗址保护组成员当即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火速赶赴太原，向上级主管单位作了汇报。又连夜陪同省考古队返回丁村，跑遍了所有的地点，掌握了全面的情况后，制定了保护方案。在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决定在1976年雨季之前，对这一“宝地”进行抢救性发掘。

1976年8月10日，由中国科学院、山西省文管会、临汾地区专业人员包括陶富海共同组成抢险发掘队，开始了丁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在这次历时3个月的大规模行动中，陶富海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他不仅要负责全队的生活起居，又是发掘工作的主持人之一，还是入门不久的考古工作者，要在国家、省里的专家这种难得的现场授课般的工作实践中，细心地听、学、看、做。他没日没夜，却乐此不疲，自己动手，将化石、石器、现场进行清理、修复、画图、照相……工夫不负有心人，发掘队在54∶100地点又发掘了一块意义重大的幼儿右顶骨化石，他的考古业务水平在这次难得的工作实践中有了极大提高，对考古工作的认识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此后的工作中，陶富海和省、市考古专家一起，继续对丁村遗址范围内、汾河两岸的地层地貌以及文化内涵作了更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和试掘。酷暑严寒，风霜雨雪，一个锤子，一袋干粮，长年在遗址范围内的每一条大沟小岔工作，他不免挨饿受冻，摔跤溜坡，虽是艰辛清苦，但乐在其中。

天道酬勤，经过陶富海及一些考古专家的发现证实，丁村遗址不仅限于汾河东岸单一的中期文化的11个点，而是扩及汾河两岸，时间跨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达20万年之久。为研究丁村文化的来龙去脉及有关细石器分布、演化提供了异常宝贵的资料，并在地质时代划分上找到了新的有力证据。陶富海为此撰写的论文，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纪念会上交流，反响极大。他被评为山西省文物考古一等先进工作者，成了我省考古战线的一位典型。

那年陶富海在参与丁村以东的大崮堆山石器制造场时，通过思索和考证，不仅确定了大崮堆山石器制造场是新石器时代的，与陶寺文化有关，而且还在这里拣到了一个石磬毛坯。经过深入研究，并经中国音乐研究所测音，证实这是中国第一个石磬坯。他的这项科研成果在《考古》杂志上公布，引起考古界的巨大反响。之后，陶富海继续在纵深方面对新石器的制作流程进行探索性研究，提出了一套新石器加工的模式，成果发表后，日本的考古学家还专程来丁村同他交流。

心血凝结成的中国第一个

由于丁村文化遗址的发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成了许多学者专家云集之地，而丁村那集自明万历至清末的40座四合院民居建筑群落，幽静典雅，保存完整，规模宏大，同样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后来，民居虽然成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时代和条件所限，这些民宅一直被当地人住着。

那年，住在丁村现存最早的明万历廿一年的四合院民宅里的韩姓房主，因为要给儿子娶媳妇，准备拆旧房盖新房。陶富海得知这个情况后，去丁村苦口婆心地劝说却不能制止。之后，他急忙赶去太原向省文管会汇报，并陪同有关人员到襄汾调查。最后文管部门决定将要拆的北厅买回来，陶富海又做了许多善后工作，才成就了丁村第一宗民居的收购。

现在的丁村民俗博物馆第一展览大厅，建于明万历四十年，当年也面临着危险的境地，它被卖给了侯马一家建材厂，而且已经开始溜瓦。为了保护收购它，陶富海连轴转，辗转丁村、襄汾、太原，3天3夜没有合眼，几番讨价还价，算苍天有眼，事成了……从此，丁村民居保护的局面扭转了，没有人再敢随便拆了。陶富海又继续做工作，陆陆续续地收购，达到了现在40座院落的规模。而这每一个大院，凝结着陶富海的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民宅回收以后，陶富海与有关领导商议后，先搞了一个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对比展览，展出的革命色彩很浓，却也散发着微微的民俗味道，反响较大。陶富海又想，何不再搞一个以汉民族风俗习惯为主题的展览。在这种思路带动下，丁村第一次民俗陈列展于1981年开展，展出特别成功。陶富海的脑海里又启发了更庞大的计划，把丁村民居建成中国第一个民俗专题博物馆。他的计划得到了当时省文物局和临汾地区分管领导的赞同支持。于是当即挑灯夜战，通宵达旦，拟出了计划稿，经过与一些专家共同讨论修改，就拍板定案了。

随后，陶富海全力投入民俗文物的征集工作。他孤身一人，一直在野外作业，跑遍了襄汾、洪洞、稷山等地。一年的时间里，他回收了6大类近5000件文物。现在丁村民俗博物馆里90%的文物都是他收回来的，而且他回收的文物没有贵的也没有假的。沙女村李姓老乡，送来了雕刻着龙的灵璧石盒，当时他就认为不是等闲之物，老乡只要200元，结果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此盒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阎店刘姓人家有红木八扇屏，好多文物贩子去收，都没有卖，但是听说丁村搞民俗博物馆，当家的刘老汉亲自送到丁村，只要180元，他说，卖给贩子我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放在这里，我想看就来了……回忆起收文物的日子，他是喟叹不已：“老百姓最实在、最质朴，没有他们的理解支持，丁村民俗博物馆是搞不成的！”

文物陆续收回，50岁的陶富海开始带人陈列布展，他挖空心思，反复琢磨，所有展厅都亲自布置。那段时间里，他顾不上吃饭睡觉，顾不上刮胡子理头发，几乎不出展厅的门，饿了就啃馒头，渴了就喝白开水，累了就靠墙闭闭眼。中国第一的丁村民俗博物馆开展之际，他已是蓬头垢面，人整个瘦了一圈，然而心里却觉得满足……

淡泊简朴而又忙碌的退休生活

事务性的工作并没有影响陶富海的学术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12万字的《平阳民俗丛谭》，他的研究成果就占10万字。他曾应邀赴日本与国外的民俗学家交流，并在东京大学讲学。1994年，他由于自己的学术成就和贡献，顺利通过国家文物局的正高职称评定，成了山西考古界仅有的十余名研究馆员之一。但他总说自己得到的太多了，他只考虑干什么，怎么干，而社会却给予自己很多。

1995年，陶富海退休了。但他工作退了，考古研究没有退。10年来，他仍独自一人守在丁村，不仅继续挖掘丁村可能有的文化遗存，而且还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对陶寺文化、龙文化、尧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除了在《文物》《大自然》《山西日报》《临汾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外，由他撰写的4册三晋文化系列丛书之《丁村文化遗址》《丁村民宅与民俗》《陶寺文化遗址》已经出版发行，《太平故城》即将脱稿。另外，他10余万字的民俗专著也已付梓。

陶富海还有许多社会性的职务，因为在当地有些名气，他多次被注重文化发展的县乡村请去当顾问、搞策划。但他不要任何报酬。

闲暇时间，他写一些颇有灵性的小散文，每天练习书法。他生活简朴，没有置办房产，上没有片瓦，下没有寸地，电器只是一台电视机。他说：“我这一辈子的家当，有两个平车就够拉了，一车书，一车行李。有人不能理解，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其实，他的家当何止这些？那洋洋洒洒的考古论著、那气势恢宏的丁村民俗博物馆，难道不是他留在世上最值钱的家当吗？

陶健　文/图(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网络编辑：张清兰)

主要著作

1、《丁村》江苏教育出版社

2、《平阳民俗丛谈》山西古籍出版社

3、《丁村民宅与民俗》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4、《丁村遗址发掘与研究》 山西西文史资料专辑出版

5、《丁村文化》、《丁村民宅》、《陶寺遗址》、《古城汾城》、《古村落南贾》均由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作为平阳文化研究丛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