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生借书说（清代袁枚创作的散文）

作品赏析

此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能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能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3]

创作背景

黄允修贫而好读书，袁枚很器重他，也很乐意帮助他，除了借书给他之外，还支援他一部分生活用费。《赠黄生序》中说：“又虞其家之贫有以累其能也为羞其晨昏，而以书库托焉，成生志也。”此文即是袁枚在黄生借书时有感而发，撰写而成。^[4]

作品评价

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王充闾：“书非借，不能读”是全文核心。文章通过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和自身体验，有理有据地阐发了这个道理。观点警策，层次分明，说理透辟。所论对于敦促世人读书颇有教益。（《中国好文章·你不能错过的文言文》） 

前烟台师范学院教授、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曲树程：从体裁上看，本篇和《捕蛇者说》一样，都是通过一件事情发表议论。在内容上、在写法上，这篇文章却和《送东阳马生序》很相似，都是劝勉青年读书学习，而且，为了充分地讲明道理使对方心服，都叙述了作者自己的亲身体会。（《译析古文百篇》下）^[5][1]

作者简介

袁枚，男，1716年3月25日出生，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清朝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美食家。

袁枚少有才名，擅长写诗文。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年），外调江苏，先后于溧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七年，为官政治勤政颇有声望，但仕途不顺，无意吏禄。乾隆十四年（1749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

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文审美创作应该抒写性灵，要写出诗人的个性，表现其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情实感，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或江右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文笔与大学士纪昀齐名，时称“南袁北纪”。主要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及《随园诗话补遗》《随园食单》《子不语》《续子不语》等。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嘉庆二年（1798年），袁枚去世，享年82岁，去世后葬在南京百步坡，世称“随园先生”。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