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第九任院长）

读书郎到园丁

徐福祥出生于江苏江阴峭岐乡圩塘村一个贫农家里，父母为了实现信念、希望和寄托，给他起了“福祥”的名字。为了养家，在小福祥出生不久，父母就先后去上海做工，把他交给祖母带领。5岁多，他就开始从事简单的农家劳动，放牛割草是他每天要完成的主要任务。由于年幼的艰苦和远离双亲的近乎孤儿般的生活，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自强、刻苦、勤劳的性格。当他以每个学期考试全部第一名的成绩读到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发现这个孩子了不得，在给小福祥父母的信中，老师说：“福祥是一块读书的好材料，你们把他带到上海去吧！”

他就这样成了上海人，直到现在他那浓重的上海味儿普通话仍时刻提醒着人们，上海的社会氛围所给予他的文化底蕴和机智、敏感以及孜孜不倦的奋争精神。1958年他被上海五一初级中学保送到复旦大学预科班学习，这是一个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成长的摇篮。不久他成为复旦大学物理系的一名高材生。

然而成为科学家的路还很遥远和坎坷。在那些年代，他坚守着名列前茅的“高地”，就意味着要给人留下“只专不红”的概念。但这并没有弱化他要当一名科学家的成就感。1963年校方提前安排他在复旦大学物理系电子计算机室实习。此后他和老师共同研制了学校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他当过“四清”队员，“文革”初糊里糊涂地成了“保皇派”成员，后来又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险遭批判。脆弱的人格尊严一会被拥到浪尖上，一会又被抛入一层深不见底的山谷。说不清是为了寻找还是为了逃避，总之他开始把自己关在书本的世界里，却又被人讽为“逍遥派”。那真是几页杂乱不堪的记忆，但其中还有一首精彩之笔，那就是他能在国防科工委组建十五院时，成为复旦大学著名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的助手，参加研制了太阳模拟器关键设备“25KW球型氙灯”。

1968年成了徐福祥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那就是他从此放弃了年少时就喜爱的教师职业，心理路程为今天成为一名卫星专家产生了一次裂变。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们说过内心深处对教师职业的那份特殊感情。是老师发现了他，是教师培养了他，是老师教会了他人生里的许多东西。在成为复旦大学一名骨干教师的岁月里，他感到了“给予”的崇高。

他记得那是为周恩来总理讲的一句话“上海要搞气象卫星”。作为一名上海人，一所名牌大学的电子研究者，徐福祥为之震动。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力，在传统的平铺直叙的学者式研究模式中，他好强争胜的心气，领着他的感觉去触摸航天技术的尖端特性，而这一技术顶峰在国际上的先进性已为几个大国的发展所证实。内心不禁对这一事业生出无尽的荣耀来。他那教师头脑中孕育出的追求完美，追求大贡献的不安分的个性，驱使他毅然走上了航天事业。

灵动悟性

从1978年搞卫星地面设备转到直接接触卫星控制系统开始，到1990年成为“风云一号”卫星副总设计 师，他走过了十二年时间。十二年成就的卫星专家同他的事业本身一样的年轻。

1989年徐福祥除了担任“风云一号”第二颗星控制系统的主任设计师外，又承担了这颗星的总体主任设计师。气象卫星是人类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了解地球气象变化的重要工具，1960年4月1日美国最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气象卫星，开创了从宇宙空间探测大气的新时代，此后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前苏联、西欧、日本等国相继发射了150多颗气象卫星，从而织成了全球气象卫星观测网。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显然卫星提供给我们很多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信息，而那毕竟是别国的卫星。终于我国在1988年和1990年发射了两颗气象卫星。

1990年2月15日的日历，人们能够记得那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大年初一。“风云一号失控了！”电话把徐福祥召回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当时飞机已经停航，他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一个新疆小姑娘把玩的指南针，不时地刺激着徐福祥脑中的“悟”点。指南针为什么会扭动？地球磁场嘛！对了——卫星上有三个磁力矩器的电磁棒，设计原理是为卫星大飞轮卸载用的。渐渐他的思绪牢牢地系在卫星三根电磁棒上——通电！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通电！通过遥控对三根电磁棒不时按特定的相位通电，借助地球磁场产生与自旋相反的力矩，不是能让卫星自旋慢慢停下来吗？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导者》一书中对一个卓越的领袖有过这样的论述：“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我们才能充分地衡量其伟大的程度”。徐福祥这时所受的正是这样一种挑战。当时航天部的老专家任新民听到了徐福祥关于抢救卫星的初步方案后，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他说：“一定要把风云一号卫星抢救过来，在某种意义上讲，抢救成功一颗卫星要比研制一颗卫星的意义大得多。”

实践证明徐福祥关于利用三个磁力矩器，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使卫星产生不同方向上的有效力矩，从而让卫星稳定下来的思想是科学的、正确的。在我国卫星抢救技术上是史无前例的。人类科学文明的脚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事后人们发现，“风云一号”卫星的抢救方案与美国人抢救“布洛克－5D”卫星的方案，在主要原理上几乎是一致的，而美国人是在计算机模拟了上千种抢救方案中挑选出的一种最佳方案，而且用了半年时间，而中国人凭着大脑的智慧，仅用了75天时间就成功地抢救了与“布洛克－5D”的故障程度相当的风云一号卫星。

1990年5月2日，恢复常态的“风云一号”卫星又打开了气象云图发送系统。那天徐福祥成了天下第一男子，因为那无需掩饰而横流的泪水，淹没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千古余音。同时中国航天史上记下了难忘的抢救“风云一号”卫星的75天。风云一号卫星后来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风云一号卫星抢救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徐福祥本人获航天部通令嘉奖。

开质量关

五院人从1970年4 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以后，一直沉浸在独一无二的优越感里。但是进入90年代初，总公司将气象卫星分流给上海八院，在其他型号的分系统或部件级的研制上也提出了分流的具体办法。五院从此再不是中国卫星制造业独步天下的宠儿。随之就是接二连三的挫折。

1993年10月第17颗返回式卫星没有返回；1994年4月风云二号卫星夭折；1994年11月“东三”卫星发射，没过多久噩耗传来，由于星上推进系统泄漏，卫星失去控制。五院人还没有从风云爆炸的震惊中清醒，就陷入了又一次打击。整个五院笼罩在一片沉重的压抑之中。为抢救这颗星，年过古稀的杨嘉墀、任新民、王希季等老专家也来到值班室，常常讨论方案到夜里12点；五院人希望一个奇迹的出现，但是残酷的现实不同情五院人的眼泪。东三这是全五院人共同孕育了八年的星之娇子啊！就这样撒手西去，给五院人留下了一块痛彻心底的伤疤。

我们搞卫星三十多年了，没有遇到过如此糟糕的局面。冥思苦想，有的人认为抓型号质量还不够狠，有的人认为是我们的设计水平问题……时任第二颗风云二号气象卫星总设计师的徐福祥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来到了五院。

1996年徐福祥任五院院长，之前王礼恒副总经理代表集团公司领导与他谈话，寄予一片期望。在赴命来北京的飞机上他心情澎湃赋诗一首：

此去京都非“风云”，礼恒三语道严峻。

天命双秋返故院，定征天宇刺苍穹。

在他半是豪放半是婉约的诗词风格里，体现了他才华横溢的艺术品味。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不仅仅把他当成一位自然科学家，而且还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生命中蓬勃的激情。年轻时他曾酷爱过油画，并创作过相当具有水平的作品。到北京任职以后，人们又发现他的记忆力和口才结合得尽善尽美，往往一场报告下来，经常能信手拈来并流利地朗诵出名言片段，引得掌声四起，人们都为他庞征博引的论述以及精彩的演讲所征服。可是院长的角色不是靠作报告表演出来的。从此他开始书写“管理”这篇大文章。他研究了众多的管理理论，分析了五院当时型号研制的形势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确保每个型号成功，首要问题是提高质量，而提高质量不能仅把眼光盯在型号的研究和制造环节，管理水平是决定型号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五院领导班子把目光聚焦到管理上，在上任的第二年，他以“院长令”的形式发布对管理的要求。

一号令讲流程管理；

二号令讲表格化管理；

三号令讲可靠性设计规范——更加技术化的管理。这篇大手笔的文章在五院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新的规范是在破坏着旧的习惯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这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然而科学发展的脚步最终究摒弃了那些影响科学进步、迟滞型号研制的旧习惯。随着新的行为规范的建立，五院的各项管理提升到新的水平。真正体现的是管理出人才、管理出效率、管理出产品。他在任七年，离任审计报告的评价说明了一切。

——徐福祥在任期间，取得了12颗星和4艘飞船连续发射成功的佳绩，其中军用星5颗，民用星7颗。尤其是2002年底神三、神四发射回收的成功，为我国航天载人工程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院预先研究工作成果显著。

——从1995年天上没有一颗在轨运行的卫星，到2002年时五院已有9颗卫星在轨运行，在研16个型号22颗卫星和飞船。五院终于走出了低谷，型号研制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不仅提高了竞争能力，而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徐福祥曾在1998年提出：三、五年内五院要培养出5名以上总师的苗子。2002年徐福祥卸任时，五院已培养出12个型号总师，远远超过当时的设想。

——徐福祥在任七年，五院共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国防科学技术奖及集团公司级科学技术奖442项，成为五院历届领导班子获奖最多的一届。

2003年徐福祥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集团公司质量管理突出贡献奖。面对五院在卫星型号上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他感慨万千，曾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一颗卫星发射成功后，即兴赋诗一首，以抒发他对祖国航天事业前赴后继的感慨情怀：翠峰金塔军三千，南国硝烟几多年？旌麾营旅悲壮曲，又炫华夏环宇仙。

定征天宇

要征服天宇，预示着五院翻天覆地的改革，如果说，“三个令”在五院引起了震动，那么徐福祥在五院推出的院本部实体化改革、科研生产组织结构调整与运行机制改革、军民分线改革、三项制度改革、财经管理体制改革等接二连三，把五院推上了在国际竞争的新舞台。改革家是要冒风险的，徐福祥凭着“定征天宇刺苍穹”的豪情壮志，把个人的名利置之度外，他坚信：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历史自有评判。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即2000年，五院启动了经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批准的《五院本级实体化改造实施方案》，正式迁址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唐家岭，在院本级形成总体、总装、整星（船）测试、试验一体化的哑铃型航天型号研制体系，由院本部直接完成航天型号的总体设计和系统集成。更加凸显了中国空间技术以预先研究、设计、制造、测试为一体的现代化的航天品制造产业集团形象。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国航天城在这里诞生了，这也是徐福祥一生中引为自豪的一项大工程，为中国卫星制造业阔步前进奠定了基础。航天城已是绿树成荫，航天城的居民也从原来的单身临时住户发展到今天有几百家住户的航天小社区。

这是徐福祥在院本级实体化改革同时的又一个大手笔。他带领五院的一班人，分析了国际国内航天领域的巨大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产业化运作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我国空间技术及其市场的发展的形势，他感到应把五院已经初步具备产业化条件的小型卫星项目推向市场。2001年经集团公司批准，五院控股成立了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亲自发来贺信表示祝贺。小卫星生产及其应用作为航天领域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真正地走上技术、市场和资本有机结合的商业化动作和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不仅已成为国内小卫星的竞争强手，还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多家合作伙伴。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国家正在与我院密切合作，徐福祥现任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两颗国际合作卫星的工程总师。

1999年徐福祥灵动的悟性又一次闪烁。他发现在以往航天器的多次搭载项目中，成果是明显的，但又都是一次性的，于是他考虑到该项目有可能发展成为航天技术军转民的一大产业。经过一番酝酿，他利用正在重新整合的三产总公司，开辟了一个主要面对航天搭载技术又与当今热门的生物工程相关的研究机构，并且引进了高级人才，2002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空间生物试验室。该试验室研究出多项成果，仅“天曲益脂康”一项2005年销售额就达2个多亿；利用空间诱变育种及微生物发酵制备“辅酶Q10”项目取得较大进展；国防科工委的军转民项目“利用航天技术制备富硒红曲”完成验收，获得好评。这个试验室已经引起了集团公司和国防科工委的高度重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五院已完成空间生物实验室中期扩建及新项目规划。而派生出的分子生物实验室也已进入筹建阶段，与此相关联的航天搭载机理研究也提出了项目计划，并获得了国家及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这一切所反映的除了卫星、飞船、市场、掌声、鲜花以外，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作为一位优秀领导者——徐福祥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

改革是痛苦的，改革是艰难的，然而改革给五院带来的成果也在一步步地实践着，随着岁月的流逝，该成熟的自会饱满起来。

个人事迹

五院承担的神舟飞船研制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的核心任务。当时担任五院院长的徐福祥是神舟飞船研制的第一责任人，他在神舟飞船整体研制中担负组织、保证、监督、把关的领导责任。他在组织神舟飞船的研制队伍，确定整体研制程序，保证全部研制条件，培养和锻炼一大批年轻的指挥和技术骨干人才，决策院内重大问题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进行神舟飞船第一次桌面联合试验遇到重大困难时，他亲自组织研制队伍采用“并行工程”工作法，集中飞船各大系统的主要技术人员，联合办公，亲自动员，发挥了专家的群体作用，用4天的时间解决了平时需要半年时间都很难解决的难题，从而确保了神舟一号飞船按期发射。当神舟三号飞船在发射现场出现插头座技术故障后，他亲赴插头座制造厂，审查修改技术方案，以确保神舟三号的高质量。当神舟四号在发射现场出现插头插歪的故障后，他又要求总师、总指挥系统尽快组织研制队伍，对飞船上所有插头座进行分析和检查。他为飞船的多次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江泽民接见空间研究院第九任院长徐福祥。

江泽民接见徐福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