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霞（北京大学教授）

人物经历

1919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仓前村，幼年随父识字，10岁随家去镇海上小学，13岁跳级入上海工部局女中。浙江萧山人。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1946—1948年在前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1949—1951年在美国纽约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1951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化学系。长期致力于电分析化学研究，在极谱催化波领域取得了系统、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是我国杰出的化学教育家。^[1]

研究方向

长期致力于分析化学的教学和研究。专长电分析化学和极谱催化波以及环保大气污染监测仪的研制。在极谱催化波的理论与应用方面从事了大量工作, 在国内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形成了极谱分析的某些特色，近年又开创了稀土极谱络合吸附波分析方法，总结在专著《极谱催化波》一书中。

方法应用与稀土农用的植物生理功能研究中，获得可喜成果。

主要成就

高小霞从教半个多世纪，一直从事分析化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从50年代始，先后开设、讲授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电化学分析、高等电化学分析等课程。在条件艰难的情况下，高小霞将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国家建设结合起来，在取得双极化电极电流滴定理论创新性成果的同时，积极开展对矿产资源、金属冶炼中的分析方法研究。50年代后期，她开始利用化学催化反应于极谱分析来提高分析灵敏度（极谱催化波），引发了国内对催化波的研究兴趣和广泛应用。

1965年，她参加在前民主德国举行的国际纯物料会议，论文《极谱催化波的机理和应用于痕量分析》受到好评。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高小霞选择了稀土极谱分析作为研究方向，提出了20多种稀土络合吸附波分析方法，促进了国内对稀土及其他微量元素络合吸附波的研究和应用。

1980年她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纪念海洛夫斯基学术报告会”，在会上作了有关“稀土极谱分析”的学术报告，受到了国际科学家们的重视。她带领科研小组开展对“稀土微肥”机能和生理功能的研究。

80年代末期，高小霞年迈体弱，但仍壮心不已，瞄准国际科技发展的前沿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开展了在模拟生物膜中稀土络合物光电效应和稀土对植物根系氮素同化过程中有关酶活性以及稀土、锌对谷氨酸脱氢酶、乳酸脱氢酶等催化活性和酶催反应机理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高水平成果。

在近半个世纪的科研中，高小霞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著作有《铂族元素极谱催化波》、《电化学分析法在环保监测中的应用》、《电分析化学导论》、《极谱催化波》、《稀土农用与电分析化学》等。

鉴于她在科学研究中的贡献和在科技界的威望，1980年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78—1991年间担任第一、第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过《分析化学》、《中国稀土学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等刊编委和《分析化学丛书》主编等职。

《极谱催化波》

社会任职

她曾担任第一届（1978-1984年）和第二届（1985-199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科评议组成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家庭生活

在你系着红领巾走向美丽校园的年纪，高小霞在浙江省萧山县的故乡，度着苦涩的、没有欢乐的童年。

她的父亲是被旧社会埋没了的书法家，在上海中华书局当编辑。

高小霞11岁的时候，父亲把她从家乡接到上海念书。她刻苦学习，用8年时间完成了12年的学业，并且考取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然而，父亲的失业，使她失去了一次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她不得不在一所中学当一个小教员，赚钱补贴家用，照顾父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年，她才19岁。

两年后，也就是1940年，高小霞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不久，父亲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家庭失去支柱，生活又陷入困境之中。

“小霞，你上学的学费……”母亲万般无奈，含着泪提出这个紧迫的问题。

“我白天听课，晚上当家庭教师。”她缓缓地答道。她明白，这是不再失学的唯一办法了。

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她每天中午买点烤白薯充饥。下午放学，肚子饿得直叫唤，她还得赶去为有钱人家的孩子辅导功课。对这一段生活，高小霞回忆说：“生活艰苦点倒也算不了什么。最苦闷的莫过于当亡国奴。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河山，到处奸淫烧杀，稍有点爱国心的正直青年，谁不感到屈辱、义愤？然而，我们那时年轻，幼稚，还不懂得什么叫革命……”

交大化学系的同学，有的中途辍学，有的转学，高小霞坚持下来了，是最后剩下的21名学生中唯一的女同学。她的考试成绩在全班前5名。

她拿到大学毕业文凭，满以为可以为国效力。谁能料到四处奔走找工作，却一无所获。应验了“毕业即失业”这句俗话。

几乎是在绝望中，经同班同学徐光宪的介绍，她进了宝华化学厂。

高小霞和徐光宪同窗4年，现在又是同事，相互间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和了解。他们无所不谈——从彼此的身世到学术问题，从莎士比亚、狄更斯到居里夫妇……他们最崇敬居里夫妇，不仅仅因为居里夫人发现了钋和镭放射性元素，重要的还是居里夫人那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使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她在法国和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钋以后，激动地对丈夫说：“我那可怜的祖国遭受沙皇铁蹄践踏，亡了国。但是，我要让波兰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我想把我们发现的新元素叫‘波兰宁’，来纪念我的祖国。”

沙皇的铁蹄践踏波兰。日寇的铁蹄践踏中华。历史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日本人占领上海，我们不如离开这里，到内地去，也许能为抗战出点力。”在推心置腹的长谈中，徐光宪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对了，我哥哥、姐姐在重庆，我可以先去。”高小霞表示赞同。

“你先去探路，有了消息我随后就来。”

高小霞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去四川的道路。途中，传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高小霞决定不再向西走了，先留在安徽屯溪一所农业中学教书。她给徐光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里环境幽美，农民纯朴，学生可爱。但是，国家很贫穷，落后，需要我们来建设……

半年后，高小霞回上海与徐光宪结婚，准备共同干一番事业，现实却是又一次失业。

求学——失学——求学——毕业。

毕业——失业——暂时找到工作——失业。

她失去的太多了。

中国所以受人欺侮，是因为科学文化不发达。国家要富强，必须走“科学救国”的道路。这是当时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看法。徐光宪和高小霞怀着对祖国的爱，在亲戚朋友们的资助下，也先后赴美国留学了。高小霞回忆说：“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模糊的科学救国概念，认为出去多学一点总会有用的……”

情系祖国

在美国，高小霞仍然是半工半读。白天在康奈尔大学医学中心当分析实验员，晚上在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分析化学。

没有假日。没有娱乐。高小霞以顽强的毅力，用两年时间，学完了硕士应修的课程，她的论文得到导师的赞赏，发表在《微量化学学报》上。

学业上的成功，并不能冲淡她对祖国的怀念。纽约的《华侨日报》大量报道祖国的消息。那时候，阅读这份爱国报纸是要受到当局监视的，但是，高小霞他们自有办法。当地波多黎各人开的一家杂货铺比较偏僻，她和徐光宪经常去那里买面包和《华侨日报》及英文报，每次她总是把 《华侨日报》放在英文报下面，若无其事地回到留学生公寓，贪婪地阅读着，从字里行间抚摩祖国母亲的脉搏。

一天清晨，高小霞刚起床，发现房门口有一张纸条。她知道这是朋友们送来的。爱国的留美学生们，经常把从电台收听到的最新消息，写在纸条上，悄悄塞进朋友们的宿舍门缝里，用这种秘密的方式，互相传递国内解放战争的胜利喜讯。高小霞拾起纸条一看：“号外！三大战役节节胜利！”她高兴得要跳起来了。中学时代，她就阅读过斯诺的 《西行漫记》；在去屯溪的途中，她又亲眼看到新四军英勇善战，对百姓亲如家人。现在，她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祖国的希望，人民的救星。

新中国在血与火中诞生了。在美国的爱国留学生们奔走相告，群性鼎沸。纽约的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新文化学会三个爱国组织联合筹备，隆重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纽约街头买不到红布，他们就用红墨水将白布染红，按《华桥日报》上刊登的国旗式样，制作了一面国旗。他们租了纽约国际学生公寓的健身房当会场。由于他们严格的保密，出租单位以为是要举行结婚典礼，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庆祝会在鞭炮声中开始。《华侨日报》总编辑唐明照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然后是集体扭秧歌。高小霞、徐光宪不会跳舞，这时也高高兴兴和大家一起扭起来了。

第二天，高小霞、徐光宪和爱国学生们一道带着面包、香肠和饮料，前往纽约市郊的公园，举行野餐会。他们把写有“胜利酒家”字样的中文字牌竖在公园草地上，举杯痛饮：“为胜利干杯！”“为祖国干杯！”至今，他们还保留着“胜利酒家”野餐会的一张珍贵照片哩！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严重威胁着祖国的安全。高小霞、徐光宪当时认为：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如果继续留在美国，就等于帮助了敌人。新生的祖国在召唤，已经回国的唐敖庆等同学在催促，准备回国的钱学森等被美国当局扣留……面对这一切，高小霞毅然放弃了再留一年可以得到博士学位的机会。他们把加入美国籍的登记表扔到地下铁道里，以广东华侨身份——当时美国当局只允许华侨回国探亲——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驶向珠江口的轮船。

当他们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无数欢笑的脸，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高小霞用整个心轻轻地呼唤：祖国，你的儿女回来了！

这是1951年5月一个美好的值得纪念的时辰。

1964年1月，高小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横扫一切。高小霞和徐光宪都被造反派当作“美国特务”，进行隔离审查。这是高小霞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纽约的3个留学生组织进行的活动，完全是爱国活动，怎么突然成了“特务活动”？冒着生命危险，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怎么突然成了“特务”？她百思不得其解

高小霞被隔离在一间小屋里6个月差两天，不能和家人联系，还要她交待“特务罪行”。生活对她这样不公正，她感到委曲、伤心，但她没有掉过一次眼泪。为什么高小霞不会在逆境中屈服？还是听听她自己的回答吧：“我爱党，我毫不怀疑地坚信，党不会冤枉自己忠诚的儿女。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水落石出的。就凭着这个信念，我坚强地活着。”

她被分配洗刷厕所、打扫街道。后来，她和徐光宪都被送到“五七干校”去挑砖，扛石头。经过两年多的劳动、审查，“特嫌”的帽子摘了，又回到了北京大学。但是，在那真理被践踏的年代，搞教学又成为“业务挂帅”、“不突出政治”的批判对象。她感到左右为难，不如到工厂去做个普通分析工人，但又不准许。她当时的心情有点像李商隐的诗句：“一寸相思一寸灰”。

然而，她的信念没有泯灭。她胸怀坦荡，如同秋夜的晴空：“我有缺点你可以批评，不让我搞业务可不行。只要这个工作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有什么理由不让做？”只要没有开她的“批判会”，她还是照样进实验室；只要图书馆开着，她就去查阅资料和文献。

有一天，中国地质科学院分析室的姚修仁，找到高小霞，恳切地说：“你们在极谱催化波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地质、冶金行业很需要这样的书籍。你能不能同我们合作，写本书加以总结？”

这也是高小霞的愿望。但此刻她没有马上答复，她需要思考。

——是啊，我国发展这一分析方法，超过了国外文献报道所能分析的限度，应该加以总结。这不是为我个人，这是许多人的劳动。这是建设中有用的东西，不总结出来，多可惜！

但是，很难。因为充裕的白天是政治学习，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时间，不属于她支配。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高小霞主意拿定了。她抓住每天夜晚和假日，悄悄地在家里写稿，经过一年多时间辛勤耕耘，她和姚修仁合作，终于把《铂族元素的极谱催化波》书稿写出来了。在序言末尾，他们郑重地写上“1974年7月1日”这个日期，以此作为对党的生日献上的一份薄礼。

凝聚了高小霞、姚修仁心血的著作，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一年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他们出色的工作，获得了1982年国家科委颁发的自然科学奖。

用爱和韧浇灌的种子，就这样在严寒中萌发，在烈焰下吐蕊，在金秋季节里结出了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