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中国清末一支海军舰队）

组建背景

英国凭借海军优势，在广东沿海多次进行挑衅，并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清政府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英国的船坚炮利，为了加强海防和抵抗侵略，着手采购外国船炮，筹划建立一支近代海军。继林则徐之后，魏源进一步发挥了学习西方筹办海防的思想。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到达南京之后，江苏地方官员曾多次雇用外国轮船协助清军对太平军作战。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者从《北京条约》中攫得种种特权和利益，极力怂恿清政府购买船炮，迅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从英国购买了“阿思本舰队”，后因英国人诸多挟制，清政府将此舰队退回变卖。太平天国失败后，闽浙总督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制造军舰。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把从事军火生产的江南制造局改为兼造军舰。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列强出动军舰进行威胁，清廷甚为震动，天津教案了结之后，命令沿海加强防务，由曾国藩、李鸿章分任其事。

同治十三年，日本派军队侵略台湾。4月14日，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前往台湾处理。沈葆桢等奏称：日本有铁甲船二号，“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则两号铁甲船不容不购也。”清廷批准购买。后因外国不准出售而未果。结果，清政府因无铁甲船，对日本不能不姑示羁縻，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侵略军才撤出台湾。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的紧急机宜，原浙江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压倒“塞防”，晚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历史沿革

北洋水师军港

1876年11月，320吨的蚊船“龙骧”、“虎威”驶华，翌年440吨的蚊船“飞霆”、“策电”驶华。适前福建抚臣丁日昌以台湾防务吃紧，商调龙骧、虎威二船驻防澎湖；飞霆、策电到闽后，经船政大臣吴赞诚选派管驾募配舵勇、水手，督饬各官弁认真操练。

1878年6月，李鸿章派令直隶候补道许钤身督率四舰北上，驶抵天津海口。李鸿章亲往大沽勘验后，认为其轮机、器具等件均尚精致灵捷，决定派该四船分驻大沽、北塘并令其每月各出洋会哨两次，练习风涛，循环轮替、调扎并按季合操打靶。因确信蚊船的质量，李又代南洋订购四只。

北洋水师军舰

1879年，向英国订造了两艘撞击巡洋舰扬威号、超勇号。

1880年7月，李鸿章奏准创办天津水师学堂。11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

北洋水师官兵

到1881年底，北洋海军除国内自造船只外，已陆续从国外购进战舰10余艘。其中有1879年购自英国的炮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1881年购自英国的巡洋舰超勇、扬威。前从德国定造的主力舰定远、镇远此时尚未竣工。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丁日昌奉命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赴朝以壮声威。清军拘捕大院君，迅速平定叛乱。

1884年，中法因越南问题再起战事，为加强福建海防力量，“超勇”、“扬威”开赴上海，准备会同南洋水师的“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组成特混舰队一起南下。看到中国对法作战自顾不暇，日本再度在半岛挑起事端，唆使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发动政变，驱逐驻朝中国军队。为稳定局势、震慑日本，丁汝昌奉命率“超勇”“扬威”从上海北上，并指挥“威远”运送淮军增兵朝鲜，平息局势。

1885年，清廷深受中法战争中法国舰队横行无忌的刺激，下谕“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10月，清廷采纳了李鸿章专设衙门以统辖画一之权的建议，决定设立海军衙门。

1886年5月，奕訢奉旨巡阅北洋海防。8月，清廷为防俄谋占朝之永兴湾，命丁汝昌与琅威理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舰赴朝鲜釜山、元山一带巡游。8月9日，北洋海军抵达长崎。日本认为北洋舰队的来访是其炫耀武力，向自己施加压力。三天后，长崎事件即告发生。崎案议结，但日本从这一事件中受到了极大刺激，认为“北洋舰队已成为日本最关注、最警惕的清朝战斗力量”。9月，清廷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宣布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1887年，自英国购进108吨的鱼雷艇“左一”号，自德国购进108吨的鱼雷艇“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号。外定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竣工，李鸿章下令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出洋接带，并与1887年秋驶回国。

1888年，北洋海军自英国购进2300吨的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自德国购进2900吨的巡洋舰“经远”号、“来远”号。

1890年，琅威理“升旗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洋员数目锐减。

1891年5月，李鸿章奉命检阅了北洋海军，李鸿章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快舰于5月20日（即1891年6月26日）赴日本之马关。6月28日抵达马关，经神户加煤，7月5日，北洋舰队安抵横滨。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突然袭击北洋护航舰队，甲午战争爆发。同年9月17日，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5艘军舰。

1895年，在威海卫之战中，北洋舰队孤立无援，困守刘公岛长达一个月余，抵住了日本联合舰队7次进攻，而援兵不至，最后全军覆没。

1896年，云贵总督王文韶接替李鸿章成为北洋大臣后，随即开始着手复兴北洋水师，向英德两国购买多艘战舰。

宣统元年（1909年），南、北洋海军被改编为巡洋舰队与长江舰队，从此北洋舰队之名亦不复存在。

舰队组成

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多曾到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中层军官内多有原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后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服役。舰队内一直亦有外国人担任军官作技术专家及指导。北洋舰队的军官多能操英语，内部指挥命令亦是以英语发号。

丁汝昌(左)，刘步蟾（中），林泰曾（右）

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主要基地在威海卫，旅顺，大沽口；由于北洋舰队是负责守卫京师，故清廷特奏准优先集全力建造。

• 旅顺基地

旅顺口内被老虎尾分为东西两澳，北洋舰队主要营建东澳，即东港。东港东、南、北三面共长4106.8尺，西面拦潮大坝长934尺，西北留一口门，供军舰进出，整个港池四周均砌大石岸。东港内东北由建有大船坞，即旅顺大坞，长413尺，宽124尺，深37.89尺，坞口以铁船横拦为门，整个船坞均用山东大块方石，用水泥砌成。另外港内还建有修船各厂九座，南岸建有仓库4座，东岸仓库1座，用于储备船械备件。港坞四周设施用铁路连接，沿岸有大型起重机5座，另建有铁码头，供军舰上煤运械。另外在澳东兼有石码头，专供修理雷艇、蚊船。港内各设施，共有电灯46座，各处铺设自来水管，以供官兵工匠饮用。另外，为疏浚港池，旅顺港还特地配备进口的挖河机器船(挖泥船“导海”)。^[1]

为保护作为北洋海军修理、保养基地的旅顺，在建设坞澳的同时，旅顺基地沿海一侧依山地势，共筑造9座海岸炮台。以旅顺口口门为界，口东5座、口西4座，从东至西分别为：老蛎嘴后炮台、老蛎嘴炮台、摸珠礁炮台、黄金山副炮台、黄金山炮台、老虎尾炮台、威远炮台、蛮子营炮台、馒头山炮台。其中除老蛎嘴炮台为穹窑式外，其余均为露天炮台，共配置火炮58门，其中200mm口径以上9门。以后又陆续增建炮台4座，增添炮位23门。^[1]

从1889年起，又环绕旅顺背后修筑陆路炮台，共计17座，炮位78门。与此同时为掩护旅顺后路，兼防金州，又在大连湾修筑海岸炮台5座，陆路炮台1座，炮位24门。在此期间，李鸿章因旅顺船坞工程进展缓慢，于1887年转包给法国人德威尼承建，1890年11月9日竣工，丁汝昌、周馥等人前往验收，亚洲第一军港旅顺基地正式建成。^[1]

• 威海卫基地

威海卫基地

随着旅顺基地和威海卫基地的建成，旅顺成为了北洋水师的维护、修理基地，威海卫则成为北洋水师的永久驻泊地。^[1]

舰队象征

北洋水师旗帜

《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后，遂正式成为最早的具有近代化意义的中国海军军旗。后来的大清帝国国旗也是沿用此图案。

黄底青龙旗为羽纱质地，底呈正黄色，用羽纱镶嵌青色五爪飞龙，龙头向上，分为大小四号：头号横长1丈5尺6寸，宽1丈6寸5分；二号横长1丈3尺9寸，宽9尺5寸；三号横长1丈1尺5寸，宽7尺6寸；四号横长9尺6寸，宽6尺三寸。

军旗提督用五色长方旗，诸将用三色长方旗，上角饰以锚形。^[2]

歌词为：

宝祚延庥万国欢，景星拱极五云端。

海波澄碧春辉丽，旌节花间集凤鸾。

自甲午战争战败后，这首军歌就湮没于中国的历史之中。直到2012年，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在英国的外交档案馆资料中发现了北洋军歌，才把这首歌重新带回国内。经过对原曲谱的整理后，军内资深音乐家雪野按照现代方式进行了谱曲，这首军歌得以焕发新生，并在2014年的《北洋海军兴亡史》中得到展现。

北洋水师成军后拟定《北洋海军章程》，奕譞与李鸿章奏请旨批准。内容包括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等相关事项。

清朝海军军舰的命名，主要是将同级或同类的战舰，以一个字(即字号)贯穿各舰的舰名，而舰名通常取威武之词，如“定远”、“镇远”、“登瀛洲”等。^[3]

由于北洋水师建军之初就以英国海军为师，所以北洋战舰采用的是传统的维多利亚式涂装，即黑色舰身，水线下红色，白色上层建筑，桅杆和烟囱为黄色。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军舰均改用接近现代海军的瓦灰色战时涂装。在欧洲早期的帆船时代，在船首都会装饰有一尊迎风破浪的船首像，到了19世纪末，蒸汽机船逐渐统治海洋后，这个风帆时代的风俗依旧被保留，在北洋水师的战舰上也保留了这一传统，在军舰艏艉的两侧装饰威武的飞龙纹，成为当时中国战舰的特色。^[3]

官制等级

全军设海军提督一员，统领全军，驻威海卫。总兵二员，分左右翼，各统铁舰，为领队翼长。副将以下各官，以所带船舰之大小，职事之轻重，别其品秩。总兵以下各官船居，不建衙署。副将五员，参将四员，游击九员，都司二十七员，守备六十员，千总六十五员，把总九十九员，经制外委四十三员。^[2]

1882年，北洋水师成军，同时也把国际上流行的军衔制正式引进了中国。军官职别区分为海军提督、总兵、管带、大副、二副，军阶则用旧官制如总兵、都司、千总等。北洋水师士兵的等级分3种，士官类的有总水手头目、正水手头目与副水手头目；土兵类的有一至三等水手，一至三等练勇；专业兵类的有升火兵、木匠兵、管旗兵等各项勤务兵，勤务兵亦分正副两级。

北洋水师官制等级分为管带，帮带大副，鱼雷大副，驾驶二副，枪械二副，船械三副，舢板三副，正炮弁，水手总头目，副炮弁，巡查，总管轮，二、三等管轮，水手正副头目，一、二、三等水手，一、二等管旗，鱼雷头目，一、二、三等升火，二等管舱，一、二等管油，一等管汽，油漆匠，木匠，电灯、锅炉、洋枪、鱼雷等匠，夫役，文案，支应官，医官，一、二等舵工，一、二等雷兵，一、二、三等练勇，教习，学生。^[2]

由大至小依次是：

正都统、副都统、协都统、正参领、副参领、协参领、正军校、副军校、协军校。^[2]

1875年北洋水师筹建开始，相关的旗帜和章服制度即开始拟定。1882年由丁汝昌审定，中国第一本参考西方海军相关制度制定的章服图说问世，即《北洋水师号衣图说》，其中详细规定了北洋水师军官、士兵的服装和徽记样式。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军，此后根据1882版军服、旗帜在实际使用中积累的经验，于1888-1890年间制定了更为西式的军服图说。

海军军官服用丝绸，宽袍大袖，其领圈、门襟及衣摆饰有深色云边。军官冬服为深蓝色，头戴毛皮帽；夏服为银灰色，头戴暖帽，脚穿黑底靴。军官的品级从顶子上分；职别从袖章上分：管带、大副、二副都是二龙戏珠图案。区别是珠子的颜色不同：管带的珠子为红色，大副的珠子为蓝色，二副的珠子为金色。

水兵穿用蓝裤褂，裤子前面打折，腰间系有蓝带(水手头目以上不系蓝带)，头上扎有青包头，脚下穿抓地虎靴。冬天棉衣裤外罩蓝裤褂。假曰上岸另换衣服：夏天全白衣裤，冬天为蓝呢衣裤。水兵服胸前的圆形胸补上统一书写“北洋水师、xx快船”字样。水兵的等级、专业用缀在左右上臂部位的臂章图案显示出来：一至三等练勇以三至一个红圈区分；一至三等水手用三至一条红杠区分；正副水手头目用二至一个红锚图形区分，总水手头目另在红锚上加折杠区分。专业兵的臂章以代表性的图形来区分所属勤务：如鱼雷兵用鲤鱼图案，升火兵用铁铲图案，管旗兵用旗形图案等等。

主要战斗

1894年7月21日，李鸿章派遣大同总兵卫汝贵、提督马玉昆率领清军搭乘轮船从大沽口出发，至鸭绿江大东沟登陆。期间，北洋水师的“济远”、“广乙”和“威远”三艘军舰从威海卫出海护航，另派小型炮舰“操江”运载饷银军用物资，和另一艘租用英国的运兵商船“高升”同行。但是，“操江”和“高升”的开船日期被日本间谍得知，并发电报报告了日军大本营。日军大本营在得到情报后，派遣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浪速”、“秋津州”航行至北洋水师经过的海面，伺机发动袭击。

7月23日，北洋海军舰只抵达牙山。无防护巡洋舰“威远”由于战力单薄，被先派回国。7月25日凌晨，“济远”和“广乙”出发回国，在清晨5点，遭遇到了日本联合舰队的这3艘快速巡洋舰。日本军舰采用“一舷齐射”的战术，向中国军舰猛烈开火。“济远”和“广乙”均遭受了猛烈的炮击，船体损伤严重。交战中，“济远”的大副、二副全部阵亡，随即管带方伯谦下令撤退。“广乙”在撤出战斗后，在朝鲜西岸的十八家岛搁浅。后为日军击毁。

“济远”在撤退中遭到了日舰“吉野”的追击，期间，管带方伯谦悬挂了白旗和日本军旗，希望日军不要继续追击。但是日军认为“济远”虽然悬挂的白旗，但是并未停止航行，所以在并没有停止追击。这时，“济远”舰上水手自发组织了反击，并击中了“吉野”。“济远”摆脱了“吉野”的追击，逃回了中国。木质炮舰“操江”随即被“秋津州”拦截后俘虏，船上的饷银和物资均被日军截获。

1894年9月17日午后12时57分的黄海海战战场

同时，停泊在大东沟外锚泊地的“镇远”号铁甲舰发现有多艘日本军舰正向锚泊地驶来，立即向作了旗舰报告。丁汝昌接到报告后，命令北洋舰队由停泊队形变化成楔队形，迎战日本联合舰队。

甲午海战前，致远号军官合影

日舰的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州”和“高千穗”利用速度优势，避开“定远”，绕到了北洋舰队的右翼。北洋舰队的右翼为撞击巡洋舰“扬威”、“超勇”，两舰开炮还击，击中了“吉野”、“秋津州”和“高千穗”，“超勇”在开战半小时后沉没。“扬威”舰体严重倾斜，驶离战场后搁浅。

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在开战后不久，被日舰的猛烈炮火打坏了信号旗，桅杆被击中，提督丁汝昌摔成重伤，整个舰队失去了统一的指挥，各舰均在各自为战。

海战中的日本联合舰队

3点04分，日舰突发一炮，击中了“定远”，“定远”随即燃起大火，浓烟使船上水兵无法用大炮进行瞄准。“镇远”和“致远”掩护旗舰自救，“定远”成功扑灭了大火，但“致远”在敌舰的集中攻击下，舰体严重倾斜。“致远”管带邓世昌在得知炮弹用尽的事后，冲击“吉野”，伺机发射鱼雷，日舰集中火力攻击“致远”，舰体严重倾斜，最终不幸沉没。

“致远”的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立即下令撤退。在撤退的过程“济远”撞上之前搁浅重伤的扬威并导致其沉没，“广甲”在大连三山岛触礁，后遭路过日军击沉。

日舰第一游击队在追击“济远”没有成功之后，绕到“经远”旁边，对“经远”进行了围攻。管带林永升中弹脑裂而亡、随后大副、二副相继战死。15点25分，“经远”开始下沉。

在“经远”刚沉没不久，3点30分，“镇远”发射的榴弹引爆“松岛”号的炮弹和其它炮弹。4点07分，“松岛”挂上不管旗，允许各舰自由活动。紧急抢修完成的“来远”和“靖远”召回了先前撤离战场的“平远”、“广丙”和鱼雷艇，北洋舰队此时已经重新集结。日方伊东右亨则随即下令日舰撤出战斗，5点30分，日舰全部撤离战场。

威海卫海战

1895年1月19日，日军主力从大连湾出发，1月25日在荣成湾全部登陆完毕。日军在登陆时并未遭到大规模的阻击。1月30日，日军发动总攻，1月25日7：30分，日军向摩天岭炮台发起攻击，北洋水师“来远”号开炮击毙了日军陆军少将大寺安纯。炮台守军全部战死。随后所前岭，龙庙嘴，罩埠嘴逐一被攻克，守军全部殉国。至此，荣成海湾除了刘公岛和日岛之外，全部被日军占领。

1895年2月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右亨率领日舰主力进犯刘公岛，激战终日。第二天夜间，联合舰队的鱼雷艇对北洋水师进行了偷袭，在付出了极大代价之后，炸伤了“定远”，使其搁浅，基本丧失了战斗力。2月5日，日舰再次进犯，北洋水师和岸上炮台奋力还击，日舰无法攻入港口。2月6日，日舰鱼雷艇再次偷袭，击沉北洋水师“来远”，“威远”和“宝筏”号。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出动所有战舰，意图全歼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奋力苦战，虽然打退了日舰的进攻，但是丢失了日岛炮台，并损失了全部鱼雷艇。2月9日，日舰又击沉了北洋水师最后一艘主力舰“靖远”，北洋水师大势已去。2月12日，在得知援军到来无望的情况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悲愤中自杀。随后，“广丙”号管带陈壁光携带投降书代表北洋水师向日舰投降。2月17日，日舰进入威海卫，俘虏了北洋海军”镇远“，”济远“，”平远“，”广丙“等残余军舰。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下午3时，载着丁汝昌等人“灵柩”的“康济”号汽笛长鸣，离开刘公岛码头，日本联合舰队各舰鸣炮致哀。

覆灭原因

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晚清政府开始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80年代，清朝已经有了四只海军：南洋水师、北洋水师、船政水师和广东水师。

1884年，中法海军在马尾发生海战，半小时之内，船政水师11只军舰，19只运兵船全被击沉，多座岸上炮台被击毁，清军阵亡500多人，150人负伤，另有五十多人失踪，马尾船政也被严重破坏。随后法军登陆，又造成更多军民的死伤。

晚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心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北洋水师随即接收了从德国和英国订造的“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等主力舰，共花费800多万两白银。加上其他军舰、辅助船、枪支弹药的费用，以及威海卫、天津、旅顺等基地的修建和招兵买马的费用。一共花费2000万两左右，北洋水师也一举成为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一只海军力量。

1891年，在户部尚书，即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主张下，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李鸿章只能通过在天津的兵工厂，给北洋水师生产炮弹。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令北洋水师举步维艰。首先是燃煤问题，北洋水师的用煤来自于开平煤矿。丁汝昌曾向开平煤矿的总办张翼写了一封信：“……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状气力。”但是张翼根本不予理会，一是北洋水师的报价太低，根本买不起优质煤；二是朝廷大员和张翼多有瓜葛，甚至连直隶衙门也有开平煤矿的股份，丁汝昌根本拿他没办法。

随之而来的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锅炉，但是局限于户部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行性。“锅炉汽管本皆旧朽，经此震动，多有渗漏”则是对于“靖远”舰当时的描述。三是炮弹问题，北洋水师所使用的炮弹，多是天津机械局生产的实心弹，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的。

战舰无法更新，原有战舰“……济远火炮尚未齐备，经远、来远尚缺尾部主炮，定、镇两巨舰，应添快炮六尊，威远前膛旧炮，不甚灵动……”同时北洋水师也买不了新的战舰。而日军在甲午战争前“以国赌运”，购买了大量新式战舰，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

清朝后期，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1894年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

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

北洋海军部分继承了晚清军队落后的制度和习气，水师后勤管理腐败。

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船政学堂，福建人为主。但是李鸿章不希望长期如此，1879年，李鸿章正式上奏，将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当兵船督操，后担任提督。李鸿章又奏请开办天津学堂，想逐渐让新生人才代替来自船政的高级将领，到1894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天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开始担任二副、水手长等职位。

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北洋水师产生了内部矛盾。刘步蟾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闽党，逼走了水师教习英国人琅威里。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例如广东水师的“广甲”留在了北洋水师，丁汝昌将淮军将领吴敬荣任命为管带，就是想摆脱闽党的控制。

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拔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

甲午战争时，绥军和巩军由淮军将领戴宗骞统领，戴宗骞首先是不顾丁汝昌的反对，执意组成机动队，对数万登陆日军进行突击，结果却像飞蛾扑火，无济于事。其次是关于炮台的位置和守军人数的安排，戴宗骞和丁汝昌也意见不同，刘含芳对此评价二人关系：“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面商”。最后则是关于龙庙嘴炮台，日军连续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毁炮台，以避免日军占领炮台，攻击港湾的北洋水师，但是戴宗骞执意反对。结果在日军的猛攻下，守卫炮台的山东巩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炮台，随即用大炮猛轰北洋水师的军舰。

随着陆军最后的堡垒：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均被日军占领，守卫炮台的绥军全部战死。戴宗骞已成了无兵之将领，戴宗骞哀叹：“守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效朝廷而！”这次丁汝昌没有和他争执，安排几个水兵将其架走，一同撤入刘公岛。当晚，戴宗骞自尽。至此，协同北洋水师作战的陆军，全军覆没。

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明确和日本联合舰队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未制定出战略计划，日本海军则制定了明确的作战预案，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从而使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北洋水师战略上陷于被动。

而在海军军备，战前日本联合舰队从总吨位、火炮配置、水兵数量、航速等方面，已经全面超过了北洋水师。

如果说海军方面，当时有少数人认识到：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已在北洋水师之上，但是陆军方面，几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清军必将依靠人数优势，在陆地上击败日军。

但是那时候的战争，已经不是单单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发展成了70万，其中八旗25万，绿营44万；再加上勇营（包括湘军，淮军，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总数接近100万，可谓是“百万雄狮”。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占大部分的正规军，是不能投入战斗的无用之兵。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败涂地；到了甲午战争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中古时期的战术：射箭，长矛，大刀。八旗绿营的这种腐朽和顽固的制度，已经不能胜任当时的战争。

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力量，其主力兵力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在威海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绥军和巩军却只有7000人，大都战死和殉国。所以那些整天坐在安乐椅上面的清流言官，用“贻误战机、昏庸无能”来指责当时的清军战场指挥官，应该说是非常不客观的。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缺乏带反后座装置的速射炮，是一个致命的技术缺陷。据统计：150毫米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可5发至6发，而同口径之刚性炮架的后装炮每分钟才1发。而日本联合舰队却拥有大量速射炮，达150多门，日本舰队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据统计，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3-6倍”。美籍洋员马吉芬说：“改良速射炮，以及能大量装填火药的榴弹效力显著”。

北洋海军另一个技术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航速太慢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交战开始时表现为队形转向不利，难以协同作战。

由于战前两年清财政困难，停止进口枪炮舰船，北洋水师弹药储备严重不足。还有弹药不足、炮弹击中敌舰而不爆炸、所用炮弹“不合式”的情况。

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大东沟之战，“非兵士不出力，乃将领勇怯之不同也。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濚指出：“海军经仗之后，无论胜败，其各船中奋勇者有之，退缩者有之，使能分别赏罚，庶足以鼓人心。我军仗后，从无查察。其畏葸避匿者，自幸未尝冒险，其冲锋救火奋勇放炮者，尚悔不学彼等之黠能。受伤虽住医院，而扶持之役，资派本船水手；阵亡者，衣衾棺椁出己之薪俸口粮。领恤赏之时，亦有幸与不幸。士卒一念及此，安得死敌之甘心？谁无父母妻子，使能给养其家，何有求生之念？”

水师教习英国教官琅威里是一名优秀的海军教习。在英国担任过海军中校的他，不仅对于海军有着丰富的了解，而且对他的这一份中国的职业（官拜副将之职）异常重视。在平日里面的教习和训练里面，琅威里对北洋水师的官兵要求极为严格，教习一丝不苟。据史书载，他“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甚至在如厕时“犹命打旗语传令”。由于他严苛的治军态度，以至于在北洋水师当中，竟然流传有“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话语。而在他严格的治军与训练下，北洋水师在训练上刻苦付出的同时，也保有了真正强大的战斗力。

琅威里不仅在治军方面严谨过人，还主张中国应利用北洋水师的强大实力来提升国家威信。1885年，北洋水师的两大主力战舰——“定远”、“镇远”曾经与“济远”、“威远”两舰前往日本长崎，然而“镇远”舰上的水兵们在上岸后与日本浪人和巡捕爆发流血冲突，致使中国方面水兵多人受伤。这次冲突事件被称为“镇远事件”。而琅威里得知消息以后气愤不平，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军舰上的重炮对长崎给予炮击来警告日本，但是遭到丁汝昌的拒绝。在我们今天来看，琅威里的主张或许过于激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身为一名外国人，却全心全意为了中国的海军建设而尽着全力。^[2]

然而，琅威里严格的治军态度最终为他的教习生涯画上了句号。在琅氏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们还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从琅氏严格的管理。等这批人逐渐升上管带（舰长）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了。他们与琅威里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时发生了“撤旗事件”，琅威里被迫离开了北洋水师。

逸闻和辨伪

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的说法是取自日本作家小笠原长生的小说《圣将东乡全传》的记载。1940年，中国剧作家田汉在《整建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当北洋舰队回航关西时济远舰略有损坏，于横须贺军港入坞。当时任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的东乡平八郎曾经微服视察我济远一周，归来与其海部建议‘中国海军可以击灭’。……人家问他怎样成立那样的观察呢？他说：‘当他视察济远时，对于该舰威力虽亦颇低首，可是细看舰上各处殊不清洁，甚至主炮上晒著水兵的短裤。主炮者军舰之灵魂。对于军舰灵魂如此亵渎，况在访问邻国之时，可以窥见全军之纪律与士气……’。”由于田汉不懂海军，因此错误地把小说《圣将东乡平八郎》做为历史书翻译介绍到中国，“主炮晾衣服”的谣言也随之流传。

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书中称﹕“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祐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竟在炮上晾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2008年，海军史学者陈悦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撰文《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说考辨》，通过辨析史料，论证关于北洋海军在火炮上晾晒衣物的说法属于子虚乌有的讹传。^[4]且主炮距离甲板高近三米，炮管粗半米，没有如此麻烦晒衣的可能性。^[5]

有说法认为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是破坏军纪，并以此作为北洋水师军纪废弛的证明。然而军舰上豢养宠物是19世纪各国海军的传统，例如德国军舰上养过狗熊和小猪，以及日军旗舰松岛号上养的动物是一只大黄牛，并且在海战中被北洋水师击毙，此事在日本史料中也找到相关记载。日军的记录亦显示，当时在舰上饲养大黄牛不仅是当成吉祥物，还有“一旦断粮可以吃牛肉”的考虑。

近现代史学家认为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结果导致清朝政府缺乏资金提升军备水平。例如北洋水师1889-1890年预算一百三十万两，只能维持日常开支，无钱更新舰艇武器。1890年建成的旅顺海军基地花了三百万两。海军衙门是清朝一个新设的中央级洋务机构，虽冠以海军之名，但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分散总理衙门的权力。光绪皇帝的亲父也就是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在接收颐和园的新修工程后，就从海军衙门的经费里向工程挪款（因颐和园修完，意味着慈禧已远离紫禁城，光绪皇帝就可以渐渐独立）。陈悦认为颐和园工程所挪用的“海军”经费，和北洋海军军费并无关系，而是出自海军衙门的经费。同一时期北洋海军的军费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占，海军衙门经费与北洋海军军费并不能混为一谈。

另一笔挪至颐和园的海军经费，被称为“海军巨款”，是醇亲王和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让他们筹资报效颐和园工程，但为颐和园而筹资无法推上台面，于是想出了海军的名义，后来共集得260万两，即“海军巨款”。然而，当各地的资金陆续认缴后，并没有拨入颐和园工程，而是全部存在天津的外国银行和洋务企业，以所得的利息贴补颐和园，而本金则号称用于将来的海军建设。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颁懿旨命令将“海军巨款”本金全数提出，用以购买军火，但因为存期未满等原因，先期并提出一百五十八万两。陈悦指出，颐和园工程实际上是以海军名义敛财，却并非直接挪用了海军的经费，在颐和园工程修建期间，翁同龢领衔的户部上奏禁止海军外购军火，致使海军失去了申请专项资金用于舰和、武备更新的途径，才是海军发展彻底停滞的真正原因。

后世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