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本局（农本局）

政府述论

农本局

农本局的资金来源采取专款与合放制度，一方面使政府有计划有系统地将国家资本投资于农村经济事业，另一方面又引导商业资本流入农村参加农业经济建设{37}。为避免银行业农贷散漫冲突的现象，解决商业银行农贷的困难，便于银行向农村投资，农本局对于参加“合放资金”农贷的银行，给予各种保证与便利条件，为其提供较好的经营条件。一是保本保息。农本局的盈亏由政府负责。二是发给合放资金凭证。该凭证经农本局的许可可以抵押或让予其他金融机构。三是各参加银行可将合放资金数目列入国家法定农业贷款数目。四是农本局年度结算有盈余时必须提取一部分红利作为各参加银行的酬金{38}。作为银行投资农村的居间人，农本局的成立在一定程…… 总之，农本局着力于“全国农业仓库网”和“合作金库网”的建设，举办各类农产贷款，调剂农产运销，对于支持抗战，保证军需民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农本局并未实现复兴农村的初衷。随着时局的发展，特别是抗战的全面展开，农本局无法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各种专门机构的设置，使农本局的职能不断萎缩，这也就决定了其不断被改组乃至取消的命运。

背景故事

五十五自农本局——易寅村死沪自从我离开武昌，走安庆，又到上海，勉强就中法大学教授之聘而又不愿的时节，忽然朋友陈锋士在南京组织农本局，邀我帮忙，于是我到了南京，张群劝我不要在国民党中枢与这帮人接触，我一时没有可去的地方，北平是我伤心的所在，显然是不能去的。我对张群说姑且在这里混一阵。待他自己另有高就时，再来帮我。

有一个做过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副官长的湖北人黄大伟，他同张继夫妇有八拜之交，他们在某处同居一处，他们夫妇间纠纷，每每要黄夫妇来解决。甚至于张继夜里演出的下跪典礼，有时也由他夫人去劝解。黄曾告诉我和吴稚老有关张继的几件怪事。

一晚，夜深了，黄大伟夫妇都入睡了，他们忽然为隔屋大声所惊醒，细细一听，似乎是出于张继房内，再听，似乎是张继呼救之声，他们不得不起来了。他们到了张氏夫妇房门之外，门却关着，他们只有先在门缝内一窥室家之好了。这一看非同小可；只见，张继一丝不挂，在床边左右“豁虎跳”呢？崔氏娘子却右手握着一根什么“家法”在拼命地责打那伟大肥硕的屁股，左一下他便望右一跳，右一下他就望左一跳。

他们奇怪，何以他不能大仗则走呢？

再一细看，原来“崔莺莺”那纤纤的左手，却死命把握着张继的命根子不放!

黄氏夫妇在门外急了，可是人急智生，只得由黄太太大声疾呼：“张大嫂！那可性命交关，

这样玩不得啊!”

里面一惊手松，张继得救。他们在门外也就逃走。

第二天来讲礼，可是理由谁也说不出。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统一北平，阎老西做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不服气，他写信给几位元老说：“江山是我们打下，这把交椅，最好静江先生来坐，否则石曾，倘使两位都不坐，那末小弟也当仁不让!”

张静江同李石曾自然都不去，老西也知难而退。张继如愿以偿，他正位了。

在他正位的一天，阎老西是监誓，我也去参加典礼，他左右挥拳式真像狗熊地在演讲。

老西儿带着瓜皮帽，垂下眼睛不则一声，正是强烈的对照。然而北平是阎家的势力圈，楚溪春做宪兵司令，派了四名卫队随侍张主席，这四名卫队是左右不离主席的。

一日，主席公毕回府了，卫队方才到门房休息。主席从容进了厅房，忽然大声由厅房传出，卫队大惊，一齐冲进房去。这一冲进退不得，只见那主席矮了半段，原来跪倒尘埃，男儿膝下没有黄金了！那崔氏夫人却颤巍巍手执“惊堂木”立在案前大声呼喝着。那卫队惊惶失措，其中有一个最机警的，他也只得参加礼拜，也跪下了，于是其余的下等黄金一概放弃都跟着屈膝。

张继听得背后有声，急急回过头来，双手乱摆，还是跪着发下主席的命令说：“这……不与你们的事。快去！快去!”

他们只有服从退出，第二天却打了一个报告给楚溪春司令，于是这佳话传遍了故都，张主席的治下。

张继先生“博雅而好古”，读书虽不求甚解，却喜摩挲善本，手不释卷，借了一部国学大师王国维手批的《水经注》孤本来润饰书房，一天，又以伺候不周得罪了莺莺太太，太太却要他的好看，拿起这本孤本《水经注》做了一次焚书的“秦始皇”，于是几乎坑死这位“沧州大儒”。

由于张太太崔振华脾气太坏，对黄大伟日常颇不尊重，黄自然对她甚为反感，他自告奋勇替我探听他们对我以后的动作。他告诉过我说：崔振华曾经向他提及，说：我知道吴某已经在南京，现在顾不上，找机会再制他。

我在农本局不到一年，易寅村在上海因为积愤，新旧病同发，我的女儿写信告诉我：医生己宣布了最后的月日，我赶到上海去探视，景况甚为凄凉他自己还不大知道，还希望有政治解决的一天。我知道无望了。

我做为他的同窗，老秘书，替他预备撰写了一个遗呈稿交给我的女儿，隐忍着悲痛回到南京，吩咐女儿到必要时将这稿给他看一下。以后不久，上海发动了中日之战，京沪不能通行，我不能再去看他，我们从此长别了。他死的时节，料理他身后的友人，是两个吴姓：一个是吴稚晖，一个是我的女儿吴珊，在上海做药剂师了。

据我所知，当年他所信任的旧部，包括马衡一班人，及北大系的朋友们，没有再去看他。最令人不解的是，李玄伯也因怕事，而未出席最后的送葬。人情淡薄，一至于此。外人也就算了，我对这位晚辈，李玄伯是不能原谅，必须批评的。盗宝大案由他而起，祸延其岳父，他却竟是如此的没出息，如此的不尽人情。

战事吃紧南京震动了，各机关都在准备彻退。我代拟的遗呈经我女儿吴珊在易培基最后的时刻交与他本人看过，又经吴稚晖审定。其词云：

窃培基自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十有余年，自我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仰荷不弃菲材，承乏农矿，又兼长故宫博物院事。二十年“九一八”之役，日寇凭陵，侵及华北，以二千年文物沉沦堪震，因倡南迁之议。幸赖德威，及中央诸同志之赞助，力排万难，于以完成，不敢言功，自问可告无罪。事实俱在，可以复按。乃以处世无方，契友隙末，至莫须有之狱。复以多病之身，不堪囹圄之辱。未能立时到案。始意养息待时，以求昭雪；不谓忧愤交侵，竟玉！迩来暴敌侵及腹地，国难日深。培基卧病江滨，亲闻鼓角之声，报国有心，抚膺增痛！此生已矣！深知我公领导国人，振奋抗敌，正国家复兴之会。则培基亦当含笑九泉，自无遗憾可言。惟是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含无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月既极！垂死之言，伏乞鉴察。谨呈国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易培基遗呈。

他身后的情形相当惨，留下了一个老妻，典型的旧式老太太，什么也没有了；惟一的女儿，就是李玄伯的夫人了。没有儿子，拿他令兄一个外室所出的儿，留养着预备作为继嗣，此时不长进地日趋下流，声明脱离了关系，当时在中国殡仪馆成殓，在战时乱世的状况下，只有上面所说的两个人以朋友的立场照料着，也不能追悼。法院方面还派人去调查说是假死，一面在报纸上宣传，说是逃亡到大连与满洲国投降日本人了。

我在南京替他递上了遗呈之后，亲访张群说法请求国府明令褒恤，照他的地位是应该的。

“关于故宫案子如何办呢?”张群问我，并对我如此仗义为朋友的作法，甚为惊讶和尊敬，从此更生好感。

“政府可以有两种办法，”我说：“积极呢，可以昭雪。消极呢，可以不提，他在地位上是应该有一明令的。法院并未有结果，政府当然可以不管。”

张岳军于经过内容，是相当清楚，他答应明天约集翁文灏等大家商量。那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道明，他同易寅村据说有点宿嫌。

这班朋友，对于一个政治上失风倒下去的人，在“捧生不捧死”的原则下当然不理会了。我当时因为他们对于一个已经因被迫害而至死亡的朋友，即在帝王时代也有给予礼遇的优典，现在竟然是这样予以难堪。真乃令人气吞不下。

我再将遗呈稿寄与吴稚晖过目的信中，发表了对张继讨公道的意见，他复我一信，表示他的意见，如下：

景洲先生执事：由令爱转到赐书，敬悉一切。鹿山先生辞世，不欲其隐没无闻，无以折提包上何处等之口，故即登报声明，当时未想及正式报告公家，其身分虽不希望现今即有明令追悼等之典礼，然说明不能到案，抱憾逐殒之痛，不可不正式布达也。幸先生想到，遗呈且措词悃悃款款，十分惬当，已嘱漱君急缮，直邮行院矣。至于旁人再助说，揣尊意：欲趁此不但为逝者雪憾，且欲为生者缓狱，故有亮聪如何交好，对方将不反对之乐观。然鄙所及，今非其时。(从前终不得时，今且倍其难也。虽有逝者可原之揣测，恐只据一面，未及想到面面。)因亮聪交好如何，毫不相干，亮则彻底明了沉冤，从前屡嘱想法，彼徒唤奈何，聪自更加明白，然当郑女狱尚急之时，彼恐亮顾此失彼，曾明拒对亮晓晓，此亦非彼之不够交情，实知此狱与金郑皆异，即彼案皆无对方之为难，而此案则“此直矣，彼即曲。”受曲者岂肯默尔。又彼案舆情之惶惑，不如此案之甚，若麻乎而罢，必舆论大，狗党不平。故此案非公庭明判曲直，不呈雪此沉冤。明判曲直，可有十分把握，因隐微实清白也。然非三番四复，大吹大擂，无从能得究竟，而此大吹大擂，为在最高当局宴然无事，坐听羊咬狗、狗咬羊之时。从前之屡不得时，皆因投鼠忌器，令更国难如此严重，忽歆夹此小事大吹大擂，群情之所不许，即当道之所未乐。故曰仍非其时，且更加甚，因先生所谓“奉”者，彼实超然，然因政治作用之变化，常或左或右，彼有闲情之时，任大吹大擂之起，可以含笑闲观。若碍其安静则必厌恶隐生矣。因彼隐徽之地，实未相信完全冤诬，歆彼晓然于完全冤诬，非有数万字之说明，证据罗列，不为功，彼有暇读数万字，且看错杂之证据乎？弟前年入川，歆试之矣。乃见日无暇晷，得半小时之长谈，不可得也。又歆试其左右，有可代为细谈者，试探未得其人，皆入一般盲说：以为如此，固当相见法庭，何必求助于大力？其距人千里外之空气，即六无庸尝试，因而因循至今。弟信我所谓数万字之经过，与坚强之证据，不但可解一时之惑，且可告天下后世，然而必大吹大擂，相见法庭后，才众喙毕息。否则如当日鸣冤监会等，皆不足以释舆情，若三水公(汪精卫)如何可助，大电公(蔡子民)如何中裁，亮聪如何助力，“奉”将如何麻，皆拙劣自秽之下策也。此案岂金郑之比乎？若云大力若“奉”者，一左右，狱可以缓，此更误见，“奉”即不深信此地果然无银三十两，然彼六不歆厚左，亦不歆厚右，狱缓，早缓矣。并未急捕，即如郑者，自由虽得，案并未了。故鹿不能古拔(上海古拔路，易时居此)为深山以待时，徒抑抑以促其生。则生者今亦鸿飞冥冥，何羡于大力之佑(生者，指李玄伯)，为低头之自由。姑待之，不必在婆婆正不欢之时，再向婆婆拖鼻涕(至于遗呈，乃名正言顺，自当别论)，故弟数万言之准备，要据之清理，必使可告天下后世，并可大吹大擂，大吹大擂之必当经过，乃不但个人之清白存在，即世上之是非亦明，昔日鹿之有所顾忌，决非珠玉有所歉然，乃牵涉古林等恐结果大冤既白，而风流小过，或当上身(此节古林云云，我亦不明所指)，此妇对沈宜甲，亦用此法，所以至今尚沈粤狱者，偶女之事，不成为罪而代交通部发明，领款万元，无报销，即不自由矣(详见附录)。

然此自由，万万胜乞大力者，大力者无所左右，固显然也。今日大吹大擂，既不合时宜，歆大力者左右抑左，亦非所能，何必为空费笔墨之蛇足，且钮惕老来言，谈三分钟话，尚抽不出，能看不急数万字之鸣冤耶？至于遗呈达院，乃正式公事，必当伏报而已。万万不想能入“奉”目也。乞台裁。即叩

道安弟敬恒顿首十月三日

他这封信内，强调着说似乎我要求“缓狱”，这是不可解的。我的原信虽然不记得了，但是易寅村已死，我那时并不在狱内，为什么要求缓狱呢？显然是说玄伯，我一向是要反攻，绝没有“缓”的意念。若不是他个人的误会或者是李玄伯有此要求吧?“古林”云云，我至今不解，也忘记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