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
卢比扬卡广场11号原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
内务人民委员部作为秘密警察机构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成立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分子特别委员会”,俄语简称为“契卡”(Cheka),当时负责人为捷尔任斯基。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苏俄政权,出于当时国内形势下对安全保卫工作的需要,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于1917年12月4日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赋予其极大权力,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1922年2月6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GBW
)”,次年称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即“格别乌”。1934年,由苏俄内务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统一所有安保警卫工作,OGPU也更名为“国家安全总局(GUGB)”并入内务人民委员之中,至此NKVD统揽国内安全、警务和狱政工作。在契卡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后,它的权力依然很大。它与FBI和CIA不同的是,它凌驾于苏联党、政、军之上,有权逮捕任何阶级敌人。它不仅与外国间谍作斗争,而且对国内民众采取恐怖政策——它们渗透在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随时发现并逮捕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中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斯大林铲除党内异己一把利剑。发展历史
1917内务人民委员部
1917年12月20日,苏联政府的第一个安全机构,肃反委员会(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委员会)诞生。该组织更常被称为“契卡”(Cheka)。1918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被组建以执掌民兵(警察)、犯罪审讯部、消防队、内务部队和监狱警卫。
20世纪20年代由于内战的结束导致了一段时期的稳定,1922年2月8日契卡转型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GPU),该组织附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伴随1923年苏联的诞生国家警察委员会变为了联盟政治保卫总局(OGPU)并变成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一个独立分部(也就是说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除去)。
19341934年联盟政治保卫总局变为从属于新的全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安全总局(GUGB)。这标志着苏联国安部门权力最大、最无法无边的时代的到来。一切有关内务和国家安全的主要部门都隶属于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领袖首先是G·G·雅戈达,1936年9月27日起是N·I·叶若夫,最终,从1938年11月25日起是拉甫连季·P·贝利亚。
内务人民委员部军衔
193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结构如下:-国家安全总局(GUGB)
-边防军和内务部队总局(GUPVO)
-强制劳动营总局(GULAG)
-民兵总局(GUM)
-其他负责消防、人防、高速路建设、档案等等的单位。
19391939年2月2日边防军和内务部队总局被分为6个总局:
-边防军总局(GUPV)
-交通兵总局(GUKV)
-工业、国家设施保卫部队总局(GUVOVPGO)
-内务人民委员部铁道兵总局(GUZhV)
-内务人民委员部工程兵总局(GUInzhV)
-内务人民委员部监察总局(GUIntV)
-军事行动部队总局(GUIV)(1940年起)
19411941年2月3日,苏共第149号决议将国家安全总局分离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并成立受苏联人民委员会直接管辖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NKGB)。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由贝利亚的前副手V·N·梅尔库洛夫领导,此人一直是前者的重视的走狗。新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负责——
-对外间谍活动,
-苏联境内反间谍活动,
-在苏联境内搜索并清算反苏政党和反革命组织活动,
-包围党和国家领导人。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各个层次都进行组织(从全苏到州、边疆区、分区)。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被分为:
-情报局(UR)
-反情报局(UK)
-秘密政工局(USP)
-克里姆林宫指挥局(UKMK)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独立时间很短。1941年6月德国入侵之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作为国家安全总局重新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便在混乱中更加牢固地稳固国家安全形势。
19431943年4月,在军事形势变得对苏联有利之后,国家安全总局又一次被分离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并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这次改革一直保持到1946年国家安全部(MGB)成立为止。
19461946年3月苏联政府将所有的人民委员部(NK)全都重定名为部(M)。因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变成了内务部(MVD),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变成了国家安全部(MGB)。梅尔库洛夫国家安全部头目的职位被V·S·阿巴库莫夫接替,而S·N·克鲁格洛夫则接替贝利亚成为内务部的领导,而贝利亚则成为苏共政治局的正式委员、中央主席团代表并全面掌控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
19531953年3月6日,斯大林去世次日,贝利亚成功地将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二为一,成为内务部。
19541954年3月13日,在贝利亚的倒台、“秘密审讯”和处决之后,可怕的统一的内务部再次被分离。改革后的内务部仍拥有其传统的警察和内务安全权力,而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则接管了内务部的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
大清洗
大清洗的背景是斯大林和前苏联政治局希望消灭任何反对党和政府的源泉。他们希望保证党员会按照“民主集中制”无疑地执行以斯大林为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不希望苏联共产党(时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是一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多元的革命党派。此外苏共还想借此消灭“危害社会的分子”、富农、过去的反对党成员(比如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以及旧沙俄军官。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对此大做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对部分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公审。
第一次公审是1936年8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的16名被告人的审判,其中格里格利·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重要的前党领导。所有16人被判有罪并处死。
第二次公审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尔·拉狄克等。13人被枪毙,其余被关入劳改营,这些人很快死于营中。
第三次公审是1938年3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团”,其中包括被列宁称为“我们的布哈尔尼克”的《共产主义ABC》的作者、中央政治局委员尼古拉·布哈林、原总理阿列克谢·李可夫、克里斯蒂安·见赖可夫斯基和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领亨里希·雅戈达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处死。
此外于1937年6月还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对一批苏联红军将军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
据说红军内的清洗是由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传递的纳粹假造的文件(据说是纳粹间谍头目莱因哈德·特里斯坦·尤根·海德里希伪造的)引起的。据说这些伪造的文件包括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最高指挥部成员的通信。红军中五位元帅中的三位、15位将军中的13位、九位海军上将中的八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处决。
最后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暗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两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这些人几乎全部死于狱中。
虽然富农“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1937年7月3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从1937年到1940年出于对战争时期所谓的“最可能的敌人”以及周围的想要瓦解苏联国家的“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五纵队”的恐惧,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个别少数民族人的大规模行动。最早的是针对波兰人的行动。许多这些行动是按照一个数量来完成的,上级军官按照一定的统计数据下令当地的秘密警察关押和处决一定数量的“反革命分子”。命运最为悲惨的当属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利,于是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清洗,大清洗期间,“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
同时,斯大林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大清洗中,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捕,其中10.6万人被枪决。
国家安全总委员
值得一提的是,继亨里希·雅果达后,当时大清洗的主要直接执行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长叶若夫最后亦不能幸免于难,在1940年失势,随即遭处决。而内务人民委员部中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苏联将军流亡美国,于1953年发表《斯大林肃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一书,对大清洗内幕进行披露,震惊了西方世界,致使苏联的国际形象受损。
古拉格
1918年的沙俄政府和苏俄政府的交接时期,“劳工惩罚”性质的营区类设施在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被重新建立起来,其中主要的两种类型是“特殊目的营区”以及“强制劳改营区”,用以囚禁不同种类的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其中包括普通的罪犯,俄国内战的战俘,导致国内公司破产的官吏,暗杀和实施破坏性行为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犯,贵族和地主。然而这些集中营的规模远小于斯大林时期的集中营体的规模。1928年只有将近30,000人被监禁在这些集中营中,并被当局强制进行无偿劳动。
在1930年代的中后期,由斯大林主导前苏联大清洗运动促使古拉格的规模开始戏剧性地膨胀。根据前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颁布的第58号命令,人们开始被前苏联俄罗斯秘密警察监视,审查并以“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又由人民内务委员会草草审判并被流放或被处决。在1937~1938年一年的时间里,前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又出台第00447号命令,导致一万多名古拉格囚犯未经正式审判便被处决。大部分古拉格囚犯在大部分时间内都面临着食物供给不足,御寒衣物匮乏,拥挤和缺乏医疗保障的困难。1934年至1940年六年间古拉格集中营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同期前苏联死亡人数的4至6倍,根据解密的档案,1930年至1953年古拉格内死亡人数的报数估计为176万人。其中二分之一死于1941年至1943年。
古拉格成为了形容前苏联“专制压迫性政府系统”的代名词,主观意义它上包括了前苏联各秘密警察机构对基层民众毫不留情的隔离,审查,逮捕,流放,强制劳动,并最终导致了大量前苏联公民的非正常死亡的流水线性程序。
卡廷惨案
二战时期,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首度攻入波兰,在半个月后的9月17日,也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密约签订后的三星期,苏联红军也进入到波兰境内,并俘虏和关押了25万到454,700名波兰士兵。
最早于1939年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接获其负责人拉夫连季·贝利亚的指示,成立战俘理事一职,以管理波兰战俘。
苏联政府认为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为其要消耗宝贵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军的监禁),遂决定先处理掉波兰战俘中的军官。除掉了军官,其余的士兵就会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苏联有关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掉。1940年3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2万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上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1940年4月初,处决波兰战俘的行动正式开始。数百名被俘的波兰军官被从各战俘营带上汽车,秘密运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员站在波兰战俘身后,用手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掩埋之后,苏方人员在上面铺上了厚厚一层土。不久,第二批战俘又被运到该地被同样处理。直至当年5月中旬,苏联方面在卡廷森林共处决波兰战俘4421人。他们被分别埋入8个大坑,上面铺满松树和白桦树。
据不完全统计,被屠杀的人包括一名海军上将,2名陆军上将,24名陆军上校,79名陆军中校,258名陆军少校,654名陆军上尉,17名海军上尉,3,420名士官,7名随军牧师,1名亲王,43名官员,85名士兵,131名难民。此外,遇害者中还包括20名大学教授【包括斯特凡·喀茨马茨(英语:Stefan Kaczmarz)】,300名医生,几百名律师、工程师、教师、100多名作家和记者以及200名飞行员。
除了卡廷森林,对波兰军人的处决掩埋地还有加里宁、查格罗夫两地。在1940年4月3日到5月19日,大约有22,000名在囚人士被处决。从1956年一份由当时的克格勃领导人亚历山大·谢列平给予赫鲁晓夫的备忘录中,证实有21,857人在不同刑场中被杀,计有卡廷4,421人、斯塔洛柏斯克营3,820人、奥斯塔什戈夫营6,311人以及其他拘留所的7,305人。
苏德战争
在苏德战争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再次合并为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主要任务为战线后方的安全保卫工作,但不负责任何军事执法行动。根据斯大林签署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第270号和第227号令,成立了专门的督战队,对于临阵脱逃的政委可以就地枪决,普通的基层官兵则会被派往惩戒营被迫执行危险任务。根据227号命令,督战队不仅无权射杀任何逃兵(对胆小的士兵进行阻拦,并喝令其返回部队),而且完全由各部队内部抽调部队组成。阻拦部队的命令到了1942年10月就悄悄地停止了,因为在执行中反而对士气造成了坏影响,而且指挥官们也对此三心二意。不过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施密尔舒部队中仍有实行。1944年正式命令停止建立阻拦部队。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斯大林格勒行动报告称:从1942年8月1日至1942年10月15日,督战队一共拦截了140775名从前线撤退的士兵,其中:3890人被捕,其中1189人被执行枪决,2961人被送往苏联红军惩戒营;其余131094人全部被遣返回原部队或中转营地。
二战后
内务人民委员部军服
1946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分割为由贝利亚任部长的苏联内务部(MVD)和先后由阿巴库莫夫、伊格纳季耶夫任部长的苏联国家安全部(MGB)。随着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国家安全部不复存在。次年“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即“克格勃”成立,接过了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职责。国际警察术语中,内务部这个词一般是被用来指一些国家负责国内执法行动的部门,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安部”就叫做“内务部”(theInterior Ministry)。在内务部系统内,再往下的建制里还有内务总局,内务局等机构。这类内务机关还往往管辖着大量的准军事部队,一般叫做内务部内卫部队(Interior Troops),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际上就是参照前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的模式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