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汉起义（广汉起义）

背景

1927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即所谓“宁汉分裂”。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数以万计的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四一二政变，轰轰烈烈的国内大革命运动失败了。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清党”，即七一五事变。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

起因

起义的目的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共产党的目的是联合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挥师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二次北伐。1927年4月和7月，中国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性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上海和武汉等多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在此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七会议”，结束了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并决定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930年，中共中央又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建立了不少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些起义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朱德和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广汉起义”便是这些起义中规模大历时短的一次起义，是在党内“左倾”思想占领导地位时发动。

中共省委省军委领导罗世文、车耀先、曹荻秋等指挥这次起义，以曹荻秋为书记，前往广汉领导这次起义，薛彦夫任起义军总指挥部副官长。

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和武装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路军第二混成旅、平民革命军第九军、什邡与绵竹的农民武装、中共广汉特支、广汉中学支部、城区小教支部、城区棉纺工人支部、城区平民店员支部、城郊农民支部、黄家铺农民支部、连山农民与小学支部，共1万余人。从10月20日起，廖宗泽。10月23日上午，易心谷到达广汉。同时，一些起义部队分别在李司克、廖恩波指挥下，陆续由旌阳、中江等地向广汉集中。前委决定于10月25日夜间十一时整举行起义。

经过

10月25日夜间十一时，在曹荻秋、李司克、廖恩波、易心谷、刘连波的领导下，广汉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广汉前委的作战计划，在广汉中学校钟楼上发出的武装起义的信号，起义人员以左臂缠白毛巾、右臂脱下衣袖为标志。驻扎北门外的第二团第三营首先鸣枪，紧接着各处驻军亦鸣枪响应。起义领导小组鸣枪鸣笛，集合全体官兵宣布起义。首先放火烧毁警察局旁的草房以牵制敌人，然后迅速占领广汉电话局和广汉电灯公司。砸开位于城内的武器库，夺取枪械弹药。

在攻占国民党驻军二混成旅旅部时，起义人员与驻旅部的手枪连发生激战，在起义人员强大的攻势下，敌手枪连大部被消灭，少部分人狼狈地向新都方向逃跑。在起义的过程中，起义人员当场击毙了少数反对起义的反动军官，扣押了一批惊慌失措的地方官僚豪绅，缴获各种枪千余支（挺）。至26日拂晓，起义战斗全部结束，全城平静。

起义成功后，中共广汉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大量张贴标语口号，大书“中国共产党万岁”、“建立人民民主的苏维埃政权”。10月26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军官、各市区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广汉苏维埃政府，推举曹荻秋、雷志烈（雷晓辉）、张剑横（兰进民）、李司克、赖明果、廖恩波、易心谷等20人为委员，任命曹荻秋为广汉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下午的广汉公园大会上，曹健民（曹荻秋）代表广汉苏维埃政府宣布决定。起义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徐昭骏兼代司令员，刘连波兼代政委及政治部主任，雷润侯任参谋长。所属第一纵队（辖第一、二步兵团），曹荻秋兼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辖第三步兵团、手枪连），易心谷任司令员；警卫大队由川军江防军第28军第7混成旅起义军营长罗南辉任队长，国民革命军第21军教导师少校参谋薛彦夫任副队长。全军共计1万余人。

1930年10月26日，起义部队按计划将一批官僚、豪绅逮捕，根据他们罪恶民愤分别处理。另一方面砸开粮仓，给城内的平民分发粮食，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起义部队后派人砸开了城中的监狱，放出了全部无辜的群众和革命人士。行委在起义军总指挥部召开了广汉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广汉苏维埃政府，并颁布了有关政策法令，实行一切权利归人民。将良税廒册、文书契约等付之一炬。又派出宣传队全城宣传，并以“广汉苏维埃政府”发布布告。广汉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广汉起义的伟大胜利和广汉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广汉起义后，广汉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广汉，计划经高骈、金轮、孝泉，取道双盛进入绵竹新市，先攻占绵竹城，转入绵竹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依山游击”。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成都。起义军于27日进至绵竹新市镇时，由于中共川西特委的预先布置，当地党组织率领数百农民武装，带上枪支、大刀、长矛，担上粮食、茶水慰劳和支援部队，附近乡的农民武装亦来支援。

与此同时，位于成都的邓锡侯才获知广汉兵变，急令所属第一、六、八混成旅，杨秀春、黄隐、陈鼎勋等部向绵竹追击，田颂尧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亦派出两团向绵竹、什邡、德阳方向截击起义军。28军有了29军的支援后，以一个师的兵力，在德阳、什郁、绵竹等县民团的配合下开始了围剿战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起义部队逐渐陷入四面包围之中，只有攻下绵竹城，才能跳出包围圈，转移到绵竹山中打游击，建立根据地。

这时，第二纵队司令员、进攻绵竹指挥员易心谷，率领第二纵队担任前锋，命令小部队在正面佯攻，主力部队则迂回到镇侧背发起猛攻，迅速将守敌驱逐。10月28日，易心谷挥师挺进，沿途打退了绵竹守敌28军蒙善伯团派出的阻击队和保安队的阻扰后，直逼绵竹城下。当晚，易心谷指挥部队开始猛烈攻城。这时的起义军一面与追击部队战斗，一面组织军力攻取绵竹城。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冒着密集的弹雨发起多次冲锋，还架设了云梯攻城。但在攻城战斗中，因缺少重型武器始终无法破城，终因城墙坚固又而受阻。部队弹药消耗很大又无法补充，人员伤亡不少也无从增援，处境十分艰难。

结果

绵竹战斗中，前委领导从新市镇赶来前线，并由起义军总指挥部副官长、国民革命军第21军教导师少校参谋薛彦夫率警卫大队，国民革命军第28江防军第一区司令部上校参谋长林见龙率部前来增援。僵持不久后，前委被迫放弃攻城计划，下令部队撤离绵竹城，向遵道镇进发。前委还决定调整领导成员，任命易心谷为前敌副总指挥。

在转移汉旺途中，起义部队不断遭到敌军邓、田二部追击，又遭反动民团、土匪武装多次袭击，腹背受敌，伤亡惨重。次日部队撤到汉旺场后，不仅因伤亡失散很多，而且内部不稳，再加上军阀部队紧追围堵。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更大损失，于是前委果断决定外来干部一律撤离，起义官兵分散转移，每人发六至八元路费，资送回家，转入地下活动，坚持斗争。

大部分领导人也都分散转移，曹荻秋在部队从绵竹撤退至遵道途中，因天黑路滑，从马背上跌入一道深沟，与队伍失去联系，后被农民向导救起，绕道去成都。易心谷同廖宗泽一道离开汉旺场，转道到成都。李司克和王少修转移到金堂地区，继续开展地下活动。雷晓晖撤离到成都，转道崇庆、丰都，后又转到重庆。薛彦夫潜回泸州，旋转上海工作。刘连波辗转成都、重庆到达上海。林见龙撤离到雅安转道筠连、叙南一带。

广汉起义后，1930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七路军总指挥邓锡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田颂尧，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和三军联合办事处，除对参与起义的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残酷镇压、大加杀戮外。广汉城内更是一片白色恐怖，十一月上旬，国民党军阀出动大批军警，对成都的大、中学校发动突然袭击，按黑名单抓人并刀劈、枪杀学生数人。在广汉，国民党军阀成立了“清共委员会”，专门逮捕杀害革命志士，仅11—12两个月时间，就被逮捕囚禁百余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3人，被残杀的22人。李司克和安晋彦（广中教师）以及王肇修、杨先烈、张大良、邓从泽、沈良辉等英勇就义。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陈离，被处以“撤职留任，戴罪图功”处分，并令陈离“自行筹措，重建部队，限期足额，听候点验”。

起义人员

李司克

李司克(1911-1930)，原名李孝本，化名索禺，四川江安县原忠义乡（今四面山南井）人。广汉起义领导人之一。1930年2月，被派到广汉工作，以广汉女中英语教员作公开身份，编入地下支部，积极开展活动。同年8月，中共中央、中共川西特委、军委作出了“广汉起义”的决议。9月，按照川西特委决定，将广汉军队支部和党团县委合并为中共广汉行动委员会，改组了广汉组织，指定李司克担任组织，密切与广汉军队支部配合，加速武装起义，并派出刘连波等组成前敌委员会到广汉县具体负责组织起义。李司克经常出席县委所属各地支部会议，积极帮助健全基层组织，蓄积革命力量。同时，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密切配合广汉军队支部搞好工作，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0月25日，“广汉起义”暴发。李司克领导一个行动小组，负责控制县城电灯公司，在铁定起义时刻开、关电灯。同时，参与广汉县中学钟楼鸣钟和县政府门前放火为起义信号，全城内外统一行动。

罗世文

罗世文（1904-1946），四川威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汉起义领导人之一。1930年，中共四川省委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被捕被杀，四川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在紧要关头，中央决定重组四川省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罗世文临危受命，任新组建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当时中央受李立三“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不考虑全国各地具体情况是否允许，指示各地举行武装暴动。罗世文对当时中央的指示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一名党员，他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指示精神，参与和领导了四川江津、荣县、威远、广汉等地的军事暴动。

曹荻秋

曹荻秋（1909-1976），名聪，字仲榜，号健民，四川资阳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汉起义指挥、起义领导人之一。1930年临危受命任中共温江县工委书记，不久被派往广汉任中共特委书记，后任驻新都、广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中建立的中共新汉军事支部委员会书记，在广汉做军运工作。中共四川省委、中共川西特委决定举行“广汉起义”，曹荻秋、李司克、廖恩波、易心谷、刘连波等在广汉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中共中央指定曹荻秋、廖恩波、刘连波等组成中共广汉前敌委员会，同时，按照川西特委决定，将广汉军队支部和党团县委合并为中共广汉行动委员会，改组了广汉组织，广汉的所有党组织都统一接受“前敌委员会”领导。中共省委省军委领导罗世文、车耀先、曹荻秋等指挥这次起义，以曹荻秋为书记，前往广汉领导这次起义。

侯伯英

侯伯英（1907-1935），原名侯登仁，化名侯玉州、朱建文，四川盐亭灵山乡人。1927年，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政治讲习所，后任该军宣传处宣传员。192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建中共三台地方党小组，担任组长。1929年4月，被派往盐亭筹建党组织，5月1日建立中共盐亭特支，任宣传。是年夏，奉调中共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1930年任中共四川省军事委员、省军委秘书。后调广汉第28军，参与起义工作，参加了省行动委员会领导广汉起义的会议。

廖恩波

廖恩波(1901-1935) ，原名廖承永，又名廖昔昆，廖坤，四川内江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广汉起义领导人之一。同年被派往川南自流井，开展工人运动，任中共自流井特别支部组织委员，不久担任特支书记。 1927年春，领导了自流井盐场工人大罢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川南、川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2月任中共川西特委组织部部长，积极恢复川西地区党的组织。1930年8月成立中共川西行动委员会，仍任组织部部长。10月与曹荻秋、刘连波等组成中共广汉前敌委员会，领导发动了广汉起义。

雷志烈

雷志烈（1904-2005），原名雷晓辉，又名雷兴政，四川安岳人。1921年与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童庸生、刘弄潮等在成都成立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改称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三月作为四川省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举行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根据党组织指示，于1926年3月回四川工作，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的杨闇公安排她以国民党党员身份省党部妇女部长，负责筹组重庆妇女联合会。1929年秋，经组织安排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担任行营秘书，后又任广汉女中校长。她积极在国民党驻广汉军队中展开活动，经常风尘仆仆地在成都和广汉之间往返奔忙。当时，曹荻秋在广汉做军运工作，雷晓晖负责联络和情报传换，参加领导了广汉起义。

罗南辉

罗南辉（1908-1936），化名罗曼、罗敏，四川成都西郊人。广汉起义领导人之一。1926年入川军江防军第28军第7混成旅当兵，1927年在该部驻地彭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所部从事兵运工作，他团结教育下层士兵，秘密组织“士兵联合会”，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1929年6月，参加第7混成旅代旅长邝继勋率全旅官兵于四川遂宁、蓬溪交界的大石桥举行的起义，任起义军营长。失败后，被党组织派往川军江防军第28军第2混成旅继续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10月下旬，参与领导该旅在汉州（今广汉）的武装起义，参加了这次起义的预备会议，并亲自负责准备和领导旅部手枪连的暴动，后任起义部队警备大队长。^[1]

刘连波

刘连波（1908-1987），又名刘菊农、刘心畲、欧阳、刘达，四川自贡富顺县人。广汉起义领导人之一。192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广汉起义领导人之一。1929年担任四川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同年进入川军第二十四军办事处任办事员，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他曾担任中共成华县委候补委员兼秘书，并作内部交通工作。几个月后，又被调到共青团成华县委，先后担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1930年上半年，中共川西党、团特委成立，刘连波任共青团川西特委组织部长，同时兼做成华县委的工作。1930年秋，中共川南行动委员会按照四川省行动委员会指示，决定组织发动驻广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两个团武装起义，并随即决定由刘达(刘连波)、曹健民(曹荻秋)、等人组成前委，负责发动和领导这次起义。

易心谷

易心谷（1901-1932），原名心固，又名光祺、醒独，别号杨胡子，四川富顺县屏西乡(今屏峰乡)大石姆人。广汉起义者之一。1920年春，考入驻防永川的陈国栋师军官教导团，后任泸州驻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部连长。曾率部随第二团进攻忠山，迫使军阀赖心辉驻在忠山上的直属炮兵营投降。1930年秋，中共川西行动委员会按照四川省行动委员会指示，决定组织发动驻广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的武装起义，易心谷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七二师马智毓师中校团附，驻灌县，他也受命担负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他曾接受薛彦夫的邀请，并经组织批准，利用到成都的机会，以游草堂寺为掩护，为游击训练班的学员讲过游击战术和其他军事知识。他还同刘达等，分别会见了广汉驻军内的部分党员士兵骨干，了解了部队的情况。10月20日，在薛彦夫的住处召开到广汉前的预备会议，易心谷、雷润侯、薛彦夫等人参加。会议决定各人化装先后于23日前到达广汉北街宏发旅店，住下待命，易心谷为小组联络人。^[2]

林见龙

林见龙（1898-1935），字福田，化名林亦如、张光远，四川筠连县人。广汉起义者之一。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广州国民政府为打开四川的局面，任命刘伯承为四川军事特派员赴四川从事军运工作。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的吴玉章在黄埔军校选派了包括他在内的二十名毕业生随刘入川。他被安排在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工作。同年12月，参加泸州起义，并担任炮兵团政治指导员，负责部队训练工作。起义失败后，辗转去成都，被组织安排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江防军第一区司令部任政治指导员、上校副官长、上校参谋长等职，并暗中从事军运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成都地下市委书记等职，负责川西部分地区的军运工作。后参加领导了广汉起义。^[3]

薛彦夫

薛彦夫（1908-2000），小名薛镜，又名薛廉夫，号礼儒，四川泸州纳溪安富镇人。广汉起义者之一。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26年北伐军兴，薛彦夫随军调到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当少尉科员，成为蒋介石私人电话秘书，专书“委任状”，以及从事一般文件、通知、档案的拟草、发送、保管和其他日常秘书工作。北伐军进军武汉后，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薛彦夫转入第五期读学军事，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任排长，团长叶剑英。到职不久，经教官恽代英、中队长王子寿、同学张学静（后改名张友清）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随叶剑英开往九江，被缴械，徒步行军到广州又参加爆动，起义失败旋转花县，教导团改编为红军第四师，开赴海陆丰苏区打游击，薛彦夫在该师任过连、营长。红四师受彭湃领导在海陆丰战败，薛彦夫由地下党送往香港，再转到上海。1929年，受组织密派回重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官教育团教育副官。1930年转到二十一军教导师任师部少校参谋。薛彦夫由教导师请准事假赴蓉，表面上在二十四军边务处工作，实际主持工农干部培训，为即将开展的军事斗争作准备。1930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省军委领导罗世文、曹荻秋、车耀先等指挥的广汉起义打响，薛彦夫任起义军总指挥部副官长。

参加起义的人员还有时任中共彭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中共彭县县委员会书记，中共广汉党委书记的张剑横（又名兰进民、张继民、李进民）；原新编第三师独立旅第二团第一营营长、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副参谋长兼第二师第五团团长、红六军参谋长、代理第二纵队长，时任前敌副总指挥、广汉起义总指挥部参谋处长刘仰高；原建国联军川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第一课参谋课长，时任中共川西行动委员军事负责的周国干；时任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的车耀先；时任中共广汉特支委员会书记、中共什邡县特别支部书记，什邡师范学校教师，发起进步学潮的赖明果；原国民党珙县党部任秘书、兼小学音、体教员，“三革社”组织者，时任广汉办学职员的王肇修；时在成城中学、明本体育专科学校任教的傅狂波（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7师副师长）；时在成都青白江弥牟乡小学任教的吴惠安（后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川康区成都事务所助理指导员中国共产党新都负责人）；时任广汉女子中学稽查的安晋彦等。

影响

广汉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武装反抗四川军阀反动统治的一次英勇尝试，对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以极大的震动，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坚持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及决心，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广汉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共产党人和起义者英勇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将永载史册。

这次起义唤醒了川西地区人民群众，极大地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力，打击了反动势力，为以后发展革命事业奠定了一定的、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一波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

广汉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下绵竹，企图攻占绵竹城，转入绵竹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依山游击”。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成都。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一腔热血勤珍惜，洒去犹胜化碧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