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妤（当代散文家小说家）

简介

斯妤，女，汉族，1954年出生，福建厦门人。大学毕业。当代散文家，小说家。

生平

1973年赴厦门郊区海沧公社插队务农，后历任厦门郊区教育科干事，全国青联办公室干事，《青年文学》编辑、编委，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作品列表

著有散文集、小说集20余部：长篇小说《竖琴的影子》、《斯妤文集》(4卷)，散文集《两种生活》、《某年某月》、《风妖》、《斯妤散文精选》，小说集《出售哈欠的女人》、《寻访乔里亚》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两度获“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其中《北海的早晨》被选入上海二期课改八年级下学期语文学科。

写作风格

斯妤的散文写作涉及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比如，描述日常世俗生活中的母与子，关注幼儿园、雪、老屋、柴米油盐的境界、足球、规则、生病、嫉妒等日常生活，尖锐指出“爱情就是大恸之后的心头空白”。90年代中期以来，斯妤以一种全新的手法和题旨转向小说创作，短短几年间，《故事》、《红粉》、《梦非梦》、《出售哈欠的女人》等小说引起文坛关注，等蜚声文坛，被评论界冠以“幻想写实主义”称号，“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

其他信息

斯妤写真人，抒真情，显真我，现真诚，亲情、友情、爱情以及生命的真谛在其笔下流淌，拓展了散文的内蕴与形式。她的散文很快赢得了读者，尤其为青年读者和知识女性所喜爱，并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斯妤的小说在主题上多表现居于男权重压之下的知识女性的抗争与毁灭；在创作手法上，可谓奇谲诡异，灵动饱满，熔沉重与幽默、悲剧与荒诞、现实与幻想于一炉，令人耳目一新。

散文

“我近乎执拗地在散文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着力耕耘，发愿要在它的内涵、形式、风格上有所拓展。”这真是斯妤化了的文学言志，全然突破了她一贯温良恭谦的态度，于是从第一本散文集《女儿梦》开始，到迄今为止出版的《爱情是风》、《两种生活》、《感觉与经历》等十多部散文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对上述理念持恒不懈的追求：80年代初期对“三家模式”的反叛，力图在散文中表现以真为宗旨，以善为极致的审美情趣；1985年后转为对人生荒诞与人性荒谬的审丑思考；而90年代前后萌发的女性意识的自觉，不仅使她的散文内涵增添了文化历史的质感，而且也增添了思想的厚重感与浓郁的思辨色彩。

斯妤对散文文体写作的偏好，对拓展其形式与内蕴的执着，成全了她在散文方面的建树，使她以散文名家蜚声文坛。文评家吴义勤曾指出斯妤的那些带有终极意味的形而上追问的散文，改写了散文“轻文体”的形象，提升了当代散文的品格。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

如此看来，斯妤的出现，即便就是为了散文写作，那么至此也算是功成名就了。然而，斯妤的作家使命似乎还不止于此，散文文体的写作似乎并未全面开发出作家斯妤的潜能。散文也许可以直接宣泄她的情感，也能充分体现她的智性，它给我们带来平实的生活气息，也不乏思想深度的冲击与震撼，但它并没有完成把她带入真正的文学创造中去的使命，因为文学决不止于真实的表述或记录。文学与所有真正的艺术一样，它更能体现世界上所有事物本质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本质联系与作家想象力之间的奇特关系。

小说

或许是出于作家特性的感召，或许是出于内心表达的需要，1993年，斯妤暂时结束了如日中天般的散文写作而转向小说领域。如果说写散文的斯妤，还在人们的料想之中的话，那么斯妤写的小说，可就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了。一向温柔敦厚，并以散文写真名世的斯妤，作起小说来却一反常规，出手凌厉，风格怪诞，立意高远，内涵繁复，意味深长。一种洞明世事的清澈与鞭辟入里的尖刻，把个众生相、尤其是女生相的本质，通过充满想象力的架构入木三分地铺陈给我们看，令人触目惊心。

如《狂言》中的“我”在失态后的狂出真理：“我不是透彻之后才善良（更彻底的善良），而是善良导致了不透彻。所以我说我更像个瞎子而不像是圣徒”。斯妤把人性方面一个十分微妙的症候揭了开来：善良有时就是怯弱的道德美化与虚伪托词，所以看起来对人满怀善意的人，走到后来却只有对人的恐惧。

《浴室》把这种人性的荒诞表现得更为具像化了：一个常常受制于人，不敢说“不”的怯弱女人，通过一次幻想式的境遇改变了她一直想改变的现状。饶有意味的是，用幻想替代现实恰恰是女人逃逸现实的通病，幻想的力量后面是真实的无能。因此，当女人也用这个方法去改变她的色狼上司——女性生存恶劣境遇的象征时，他反而得以如愿以偿地占有了女人身体。此时，身体被锐痛刺激的女人才真正如梦初醒。如果想了解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的真正涵义，这个文本倒真是一个十分形象的诠释：也许头脑还在接受并制造幻觉，只有身体感受才会真正道破真相。斯妤的叙事揭示了女性在性别关系中不仅弱势而且劣势的生存形态、心理形态与反抗形态。对现实的逃逸，结果是被现实罩牢。女性幻想式的反抗反而成全了男性的梦想而成为男性的现实，女性的梦魇。

斯妤在小说中充分施展了她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故事被她以荒诞的形态所呈现，人生与人性的荒谬性尽在其中流露无遗。《出售呵欠的女人》、《竖琴的影子》就是她此类小说的代表作，当这些小说惊艳文坛时，一个文学的斯妤真正诞生其中：在笨拙的言谈举止后面，是思想的灵动与锋芒毕露；在循规蹈矩后面，是诡异狡黠的横空出世；在躯体的懒散惰性后面，是汹涌澎湃不能止息的内心生活；在粗糙的日常事务后面是精细入微的观察与思考；表面随和、懦弱后面是敏感、尖锐、执着、特立独行。当斯妤写出这些小说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罗兰·巴特把作家区分为两类是什么意思：一类作家写重要事物，一类作家不写重要事物而只写人，他觉得后者才是真正的作家。而对于斯妤来说，她起码以此实践了她的口出狂言：“不让自己仅仅是自己”这样一个貌似简单实则极具伟大的目标。

作家访谈录

斯妤：写作是我最好的生命方式

(作家杂志2004第五期)

石一宁：三卷本的《斯妤作品精华》编选精当，装帧典雅，看了令人喜爱。当然，其中更蕴含了你20年辛勤创作的汗水和心血。你是何时开始文学创作的？对你而言，当作家是你童年的梦想还是一种出乎意料的结局？

斯妤：第一次萌生写作念头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记得那时正是农闲，经过整整一季的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大家都松弛下来了。我百无聊赖，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乏了就睡，醒来就发呆，觉得生活无聊极了，无谓极了。

正在这个时候，有位知青同伴拿了他写的一篇小说给我看，要我提意见。看着他那工工整整的笔迹，我心里突然一动，可能就是在那个瞬间，写作这个念头像鬼一样钻进了我心里。而在此之前，我做梦都想进清华物理系，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我父母也是一直这么期望的。当然真正动笔已经是若干年后。也许生活就是这样，立志要做的，时代不给你机会，避之唯恐不及的，到头来却成了你的归宿。我上初中正是“文革”猖獗的时候，曾经目睹语文老师授课时口误出错而被贫宣队当场揪出教室，关押批斗，百般羞辱，所以对文史类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觉得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做的就是舞文弄墨，谈经论道，没想到，若干年后全力来做的恰恰就是“舞文弄墨，谈经论道”。

石一宁：我很欣赏博尔赫斯的一段话：“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的流逝使我心安。”我发现你也很喜欢这段话。但这是否是你写作的全部动机？

斯妤：我曾经引用过博尔赫斯的一段话：“时间是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一条从我这儿攫取东西的河，而我就是这条河；时间是一团消耗我生命的火，而我就是这团火。”我觉得它表达了一直充塞在我心里但从没被明确表达过的想法。的确，促使我提笔的最初原因正是对于时光流逝的恐惧，而后来，当思想渐趋成熟后，我发现它仍然是我写作的主要动机。说主要是因为，还有别的东西，比如对语言的迷恋，比如写作时被语言所激活而进入的美妙的创造状态，这些同样是驱使我们提笔的重要因素。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写作人是天生的，这种天生不仅仅指才情，同时也指他对于语言魅力毫无贰心的臣服，指他对于内心舒展、精神归依的重视。这份臣服和重视远胜于常人，足以抵御浮华喧嚣的物质世界的侵扰和诱惑。

石一宁：这正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作家吗？我指的是把写作视为生命的人？

斯妤：我不能说我就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但我是那种固执地把写作视为我最好的生命方式的人。执笔二十多年，虽然出于对语言既表达生活又遮蔽生活这种双重性的疑虑，也曾有过停笔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强烈地感到，即使你对语言有所怀疑，你也无法抵御语言的魅力。离开语言的生活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已是不可能(我指的是书面语言、文学语言)。只有在阅读与书写的时候，我们才感到心安，感到愉悦。是的，灵动饱满、富于张力充满表现力的语言总是使我们心旷神怡。

石一宁：你觉得自己的读者多吗？他们大体上属于哪个阶层？

斯妤：前几年收到过不少读者来信，所以我大概知道自己读者的范围。散文的读者似乎知识女性更多一些，青年读者更多一些。小说则不那么确定，各阶层都有，当然还是知识阶层多一些。

我的原则是写作时只遵从艺术准则，力求饱满，鲜活，深刻，新颖，并不考虑市场或读者。但是我相信，好作品自有读者，虽然它不像大众读物那样，能够铺天盖地，引致街谈巷议，但它仍然有自己的读者——不会一时洛阳纸贵，但也不会空谷足音。事实上，有鉴赏力、有良好艺术感觉的读者相当不少，他们有时甚至比职业书评家更能切近作品本身。

石一宁：你是一个注重创新的作家，在相对保守的散文领域，你的革新引人注目，但又保持了散文的固有特质，被看作是一个既先锋又典雅，既尖锐又深情的散文家。在小说领域，我发现你仍然不愿因循守旧，《出售哈欠的女人》《红粉》《风景》《浴室》等小说表明你仍在独辟蹊径，“蓄意创新”，你为什么如此重视形式和文体？

斯妤：大概因为我对“形式即内容”这句话有很深的体验，同时，我相信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的革新，创造，裂变，再生。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永远都是艺术的大敌。我是在1985年写《婉穗老师》时强烈地认识到这一点的。那一阵“婉穗老师”的形象总是在我心里飘着，挥之不去，若不写出来我就无法平静。但是当我开始动笔，我发现竟然“辞不达意”，好几个开头都被我撕了——一直在我心里来来去去的形象我竟然无法表达它！后来，我弄清了问题的症结：在我心里的婉穗老师是游动行走，飘忽不定的，也就是说素材是零碎断开，动感十足的，而我却用常规的、严谨、静态的结构去装它，当然要无功而返了。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后，我开始寻找适合的形式，它必须和素材的节奏，内蕴，形体相契合……很快，它呼之欲出了。找到它以后，我发现简直笔底生风，如有神助，心里的那个婉穗老师很快就栩栩如生地站在纸上了，而且，相当饱满，自己很满意。从那以后，我高度重视形式，因为我深切地体会到，每份素材都有一个最契合它的形式，只要找到这个形式，作品就自己站在你面前了。

石一宁：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时代，生存问题已越来越突出，加上影视对文字的挤占日渐严重，有的作家在写小说时便已考虑到改编电视剧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生存压力是否有可能改变你的写作态度乃至风格？

斯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就我来说，我首先想的是把小说写好，毕竟小说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它的优长在于语言，而不是画面。但有的小说的确可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那也不是坏事，毕竟可以有更多的人看。但我不会事先就兼顾两者。纯文学作品稿酬肯定不会高，但如果我们对生活要求不高，心境可能就不同。事实上我很知足，虽然生活简单一些，但此生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有时间读书，有心境有能力欣赏自然的美，艺术的美，我相当庆幸了。

爱情观

俄国诗人慈维达叶瓦，他说的一句话斯妤非常认同，“他说吻过我的人，会错过我。”斯妤认为这是真理，因为两性的那种感情蒙蒙胧胧有距离的时候，这种美感是很恒定的，而且有一种神秘和一种距离在里头，可是当走近了，吻过的时候，他就很切近了切近可能这个美感也消失了，神秘感也消失了，

斯妤认为：“爱一个人就是欣喜于两颗心撞击爆发出来的美丽时，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祈祷这不是幻影，也不是瞬间，而是唯一的例外，是真实的永恒。爱一个人就是在极度失望后，保险丝终于咝咝地燃烧起来，枷锁卸下，心重新轻松起来，自由起来，可是只要一句话，一个关切的神情，就会轻而易举地将你扔进新一轮的燃烧。这时，爱一个人就变成了一段经历。这段经历曾经甘美如饴，却终于惨痛无比。这段经历渐渐沉淀为一级台阶，你站到台阶上，重新恢复了高度。”

最爱

斯妤坦言：“她的最爱是儿子，其次才是书。”

斯妤很小就喜欢哲学，诗，还有美学，文学更不用说了。插队的时候，大家轮流读那个手抄本的《安娜卡列尼娜》，斯妤是非常乖的知青，非常老实的知青，从来都是劳动非常好，不敢表现不好，就为了能上大学，可是拿到那个《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斯妤就谎称生病，请病假，把小屋门关起来，一天都不待吃东西的，一出去要碰见人，关在小屋里读那个《安娜卡列尼娜》，读的痛哭流涕的。斯妤认为阅读其实是人生很好的一种享受，读到好书那是非常享受的事情。

那段知青岁月在斯妤的生命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艰苦的乡村生活中，她开始觉得自然的伟大与生命的渺茫，斯妤想到了写作。1978年，斯妤从福建来到北京，不久之后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