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边芹,旅法女作家,独立的思想者,华夏文明的守夜人。作品《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主要译著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和《广岛之恋》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常撰写影评。边芹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很罕见的独立人格,既独立于东方的“御用文字”,亦独立于西方的征服文化。边芹的文笔优美醇厚,善用独特的象征和隐喻,文章有一种神秘的质感。[3]
书籍作品10部全部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谁在导演世界 2013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沿途漫步的镜子 2014作品解析
边芹著作《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解析
一位读者以读后感的形式向其他读者推荐他喜欢的一本书:边芹的随笔集《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以为该书至少有两个超越,一是完成了对无聊的小女人文学和无耻的美女文学的超越,在一个散文普遍模式化和迅速堕落的年代,她的文字自成一家,几乎完全脱去了世俗人间的烟火味,不理会这个浮躁时代所流行的那些审美标准、文字趣味,而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作;二是她的作品超越了所谓“左”与“右”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藩篱,开始以自己真实的灵魂直接面对世界,她心中没有一把先定的标尺,要以此去量度历史,她只有一颗平常心。”[5]
佳作赏析
逃到哪里放得下这颗心
作者:边芹
晚春经宁数日,偷得一个下午去雨花台。行至后山景区,见杨邦义剖心处,四围春色深浓,万籁俱寂,人踪罕至,似乎只有花香草熏徘徊不去、犹忆故人。风雨合谋已将石碑洗刷成灰黑一块,斑驳不清的石面映显了时间追逼中的挣扎和无奈。
有几人还记得杨邦义和他那颗心?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建康府通判杨邦义在国破主降之际,誓不降金,被金兀术剖腹掏心,罹难于雨花台东岗,逝时44岁。乾隆年为杨邦义那颗心追加过一块碑,其后就没人立碑了,再无文人为抽泣了九百年的铁心孤魂题诗做斌,碑之何用。只有城建改造被迫迁址留下的石刻记录,我站的地方也已非当年剖心处。
能为那颗心吟诗斌词的聪明脑瓜不是投考托福就是苦念雅思,一千年的移根,两百年的断脉,曾经那样执着的枝叶,终于弃树而去。以今人之见,这位江西吉水人是地道的“历史傻瓜”,“宁为赵氏鬼,不做他邦臣”为得是那般?还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尤其在舍生取义而义之不存之时。
人活一世为了什么是个老掉牙的问题,如今已鲜有人提问了。活着日益与享受并列,意义之类就显得多余,快乐几乎扫清了所有人生目标。行尸走肉这个词过去一直与无意义的人生并提,活一辈子不过一块肉,从细胞之生到细胞之死,有长达一百年的,也有短至几小时的,若从蛋白质的角度,长短也没有意义。
于是意义渐渐就从人生菜盘上消失了,既然那盘里不过一块肉,生死之间就只是腐烂的过程和对保鲜的追逐。虚无的人生仿佛通向颓废的单行道,上无意义下无逃路,堕落便成了唯一的出口,那简直就像偷了一把钥匙打开狱门,狂奔了出去,却是一望无边的荒漠。生之宏大和随之承载的荣华富贵究竟有没有边界?在生与死之间到底有什么他人难以参悟的东西只留给了“历史傻瓜”?
养尊处优的人生要到某个关口,才体味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为什么而活而是知道为什么而死。是这个分岔口为腐烂和保鲜赋予了其本不具有的意义。在知道为什么而活和知道为什么而死的人之间有一条界河,历史在这界河的两边针线似地穿梭着,宛如缝缀着人类的伤口,那针线一次次失落于只知为什么而活的人之手,又被看清为什么而死的人力挽狂澜。我是在通向界河两边的独木桥上,看到那些只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将满腹才情变成雕虫小技,以及那些知道为什么而死的人将雕虫小技化作伟大的宣言。那是将一滴血变成鲜花,将蛋白质变成历史一个创口,让腐烂和保鲜逃出人生冷藏线,让一泣细胞超脱朝生夕死,让屠场、断头台、战壕沙场、审判法庭瞬间失去恐惧,让逃跑、背叛、妥协、偷生、谎言失却致幻时间差的魔术。
这时候一扇连接白昼和黑夜的门打开了,你看见那充满寒气、没有路的路上走着“历史傻瓜”的长长队列,那些在血光四溅的历史判台上出生入死的“傻瓜”偊偊而行,千呼万唤不回头,那无边无际的队列通向常人难以企及的路口,只有走进这道历史夹缝的人窥见了死的意义。你追过去,以为死亡可以换作答案,他们站在界河那边,摆着手说死是没有答案的,每个人都只能自己找到路口。那是人格与历史在一个交叉点的碰撞,那是天崩地裂前比他人先感到了逃脱的无意义而去追逐落地前一秒的玻璃球,那是屈原式的投江、岳飞式的赴汤蹈火、辛弃疾式的绝望、文天祥式的视死如归、史可法式的城亡与亡、林则徐式的引火烧身、杨靖宇式的肝脑涂地!
“你要来会我们吗?”界河那边嗡嗡地飘过来这句话。
“我是不是还不够傻?”
人群里风一般卷起一阵声音:
“你要什么?”
是啊,我忘了在生与死之间还有广阔的地带,时间的长度会更细地追讨活着的意义。在为什么而生和为什么而死之间,还有你是什么和你要什么的分野,而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你是什么而是知道你要什么。我在二十年前碰到过一个人,那次萍水相逢让我看到“你要什么”悄悄地决定了“你是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位驻联合国外交官夫人带来一个女孩——浙江来的数学系研究生,三人一起去巴黎最大的百货店。在电梯里,我问女孩:数学硕士的头脑有什么打算?她很干脆:留下来。哪怕永远离开数字去餐馆洗碗?我追问。她点头并把眼睛投向外交官夫人。此时我们已经走出电梯,眼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外交官夫人指着满堂财富反问我:那还用问吗?
在历史傻瓜与历史聪明人之间,只隔着一样东西,就是活着的意义。然而那样的历史夹缝却不是人人可以钻入,有几人能看到活着的意义不是知道为什么而活而是知道为什么而死?又有几人能看到生之伟大的边界在哪里?站到那条边界上的人,才宁愿让人挖出胸膛里的那颗心,才会生出“身必死国家之难”的傻瓜念头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非分之想。
那天站在石碑前的我,瞬间被时间捆绑看押,见到了最后一刻揣着那颗心的杨邦义,问他为什么不逃?他反问我:逃到哪里放得下这颗心?[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