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世祖
姚枢隐居辉县之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仕途。在苏门山下,他“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悠然自得,似乎要终老于林泉。
1250年,忽必烈派人前来征召,50岁的姚枢慨然允诺,走下苏门山,走出百泉,再次前往漠北。
初到漠北,忽必烈“时召与语”。这是一种试探,姚枢没有错过机会,他上书数千言,总的要领是劝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
姚枢首先谈形而上的,“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然后是形而下的,谈改革时弊的要务,多达三十条,包括立省部、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重农桑、修学校等。各种建议都论及具体实施的方略,“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大感惊奇,“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姚枢到达漠北时,他还只是位普通的藩王,但此人胸有大志,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智谋之士,这是姚枢毫不犹豫地应他征召的重要原因。以后,在蒙古汗国的大舞台,他凭借着杰出的洞察力,一次次让忽必烈避开灾难,走上坦途。 一年后,在蒙古王族的权力之争中,忽必烈之兄蒙哥取得蒙古汗国大汗之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 对于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来说,这是多年梦想一朝得圆的时候。他大喜过望,大张筵宴,与幕府众多谋士、名流庆贺。对于整个忽必烈利益集团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众人都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奉觞称贺”,独姚枢坐于席中,默然无语。
待至席散,众人皆出,忽必烈让人留住姚枢,问道:“众人在席间皆作贺词,你独默然而坐是什么缘故?”姚枢等的就是这一问,他直截了当说出心里话:“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下子,轮到忽必烈“默然”了。姚枢继续说道:“以后大汗身边的人乘隙进谗言,大汗必定疑心、后悔,因此将夺了你的权。不如只接下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请大汗派出相关机构掌管。这样才势顺理安。”
这番话,估计令忽必烈听得一头冷汗,他肃然答道:“虑所不及也。”恍然大悟之后,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权的排他性都会产生惨烈的后果,自相残杀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忽必烈在汉地站稳脚跟,声望日隆,蒙哥汗也扫清了异己,对亲弟弟的猜忌之心,顿时强烈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忽必烈掌管漠南兵权的第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今开封)、关中自择一处,以为封地。忽必烈与众谋士商议,大家计议不定,姚枢道:“开封一带逼近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土薄水浅,四处有盐碱地,不若关中深居腹地,险要可恃,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遂愿处关中。 过了一段时间,蒙哥汗对忽必烈说:“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财赋,你如何够用呢?我瞧怀孟一带地方,人烟很是稠密,如今也归你掌管,方可以调剂得平。”忽必烈招纳人才,精心治理,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了他的根基。
这一年,姚枢再次上书忽必烈,分析了1235年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种种失误,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唯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这不仅造成了南宋人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这决不是安邦定国之策。他建议,变春去秋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等到边备充实,方可有大的作为。
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施行姚枢的这一策略。当时立经略司于开封,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去则耕种。随后,又接受姚枢建议,置都运司于卫地,通过黄河转运粮草,不一、二年,河南大治,成为蒙古军日后进攻襄樊的根据地,也成为忽必烈的重要根基。 忽必烈奉命征讨大理,在一次军中宴会上,姚枢讲了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占南唐后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委婉地劝谏忽必烈不要滥杀。忽必烈当时没有说话,第二天出发时,在马上大声对姚枢、也是对全军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忽必烈将“屠城令”改为“止杀令”。 忽必烈在汉地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他率军平定大理,既打通向南商路,又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使他的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但这样一来,便有了“功高镇主”、“尾大不掉”之嫌。
蒙哥汗身边的贵族,逐渐有人表示担忧,称“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心”,告发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1256年,蒙哥把看不顺眼的堂叔、堂婶、堂兄弟拾掇完毕,听着越来越多的闲话,开始对亲弟弟有了猜忌之心。他指派亲信阿蓝答儿到忽必烈封地,设置专门机构“钩考局”,借经济问题开始说事。倚仗蒙哥汗声威,阿蓝答儿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这两位是最为著名的汉将,在朝廷有强硬的后台)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 这一切,显然是冲着忽必烈来的。忽必烈与蒙哥的关系顿时令人猜测万端。姚枢对此洞若观火,深知个中险恶,关键时刻,他为忽必烈条分缕析:“大汗君也,兄也;大王弟也,臣也。这事没法儿计较,远离朝廷本来就容易遭受不白之冤。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消除大汗疑忌,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他向忽必烈建议,请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世子送到首都和林,送到蒙哥汗的眼皮底下,在那里长期定居,以表明忠诚心迹,这样,蒙哥汗的疑忌自然会解除。
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回到大汗身边,彻底解除他的猜忌。忽必烈思考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
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使觐见蒙哥,表白自己愿意“归牧”漠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端一杯酒站着敬献哥哥,恭恭敬敬行了礼退回座位,然后再次敬献一杯酒,再退下来。等他第三次去献酒,蒙哥汗的眼泪潸然而下,忽必烈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淌,他想为自己告白,蒙哥汗却伸手制止了,两兄弟张开双臂相拥在一起。随即,蒙哥汗下令撤销“钩考局”。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漠北。
在漠北闲居一年后的1258年,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连连失利,蒙哥想到那个被自己委屈了的能干的弟弟,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其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年,蒙哥汗战死于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县)钓鱼城。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闻听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他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南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 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得到各路蒙古贵族拥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随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再次显示了姚枢惊人的洞察力。称帝后,忽必烈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也自称大汗的阿里不哥,这时,用兵山东的世侯李璮发动兵变。在兵变前一个多月,李璮送到燕京当人质的李彦简悄悄逃走,忽必烈闻讯马上召姚枢商议,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姚枢认为,对方兵变后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使乘吾北征之隙,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 事态的发展证实,姚枢的预见极其敏锐、准确,为忽必烈的及时决策提供了正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