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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西汉刘安及门客编写的议论文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2个义项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淮南子 |
| 外文名 | Huai Nan Zi |
| 别名 | 《淮南鸿烈》 《刘安子》 《鸿烈》 |
| 作者 | 刘安及其门客 |
| 作品体裁 | 古代议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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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淮南子
比较含混的说法是，《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共同撰著的，刘安的父亲刘长是汉高祖的庶子，封为淮南王，刘安作为长子，承袭父爵，故亦称淮南王。；但是史称淮南王“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人”，这些人不可能都是《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的门人宾客中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淮南子》的撰著，于是又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认为是淮南王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高诱《淮南鸿烈解序》）指出了淮南王以外的另一些作者的名字。再后来，这里出现的八个名字又被统称为“八公”，于是《淮南子》的作者就成为淮南王刘安 和八公了。梁启超说：“《淮南子》匠心经营，极有伦脊，非漫然獭祭而已。”
《淮南子》书中有较多的《庄子》的影响，已与晚周至汉初南方黄老道家的正宗有所区别。道家由以黄老为主转移到以老庄甚至以庄列为主，这一转变在《淮南子》书中已可见其端倪。作为楚文化重要内容的黄老道家兼阴阳数术的思想传统，到《淮南子》的成书，已经是殿军之作了。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淮南王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二十一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刘安有心在天下一旦发生变乱时取得政治主动，积极制作战争装备，积聚金钱，贿赂汉王朝的地方实力派。又日夜研究军事地图，暗中进行作战部署。淮南国贵族违法的事件逐渐有所败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时，刘安最终发起叛乱。然而叛乱迅速被汉王朝成功平定。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自杀。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
《淮南子》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于汉景帝、汉武帝之交时撰写的一部论文集。刘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少子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淮南厉王因“谋取”获罪，流徙途中绝食而死，后淮南厉王的封地被一分为三，刘安被策封为淮南王。刘安曾罗致宾客数干人，内中不乏硕学之士，共同编定《淮南子》一书。其中《内篇》二十一篇，《外书》三十三篇，《中篇》八卷，《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但从内容看，并未完全统一。《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是有道理的。书中内容，除道家思想外，还兼收了儒家、法家、阴阳家之言。范文澜先生说：“《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仍表现出一定的融合倾向。”
创作背景
刘安撰作《淮南子》的目的，是针对初登基帝位的汉武帝刘彻，反对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
作品版本
通行本为二十一卷。
明正统《道藏》本将《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主术》、《氾论》分为上下卷而成二十八卷本。
道家典籍
《淮南子》分析了《管子》产生的原因：“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要略》)显然把它作为富国强民的政治著作看待，刘向也认为：“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①《淮南子》在《道应训》引述了《管子》的话②，《管子》一书，以道家为主包举百家，《淮南子》的“气”论及“法治”等方面的思想，都能在稷下黄老著作《管子》那里找到它的源头。
《老子》是《淮南子》直接引用最多的典籍，《道应训》实际就是以历史故事、寓言传说等阐释《老子》的旨义，仅此一篇，涉及《老子》41章中的56处文字，它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一样，都是关于《老子》的较早的注释，足见《淮南子》作者对《老子》的重视。《淮南子》所受《老子》的影响，最明显的是以道作为全书的指导宗旨，并对“道”做了更加详尽的描述和规定，其中《原道训》，杨树达认为：“此篇全衍老子之旨，故以《原道》名篇。”③
《淮南子》引用《庄子》直接说明的只有一处，见于《道应训》：故《庄子》日：“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这句出自《逍遥游》，只是次序略有不同。但是，“其暗用《庄子》者触篇皆是。今本《庄子》三十三篇，惟《说剑篇》之文，不见于淮南。其余三十二篇，则均有称引”④。刘安对《庄子》是熟悉并深有研究的，他还做过《庄子》的注释工作。《文选》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陶渊明《归去来辞注》、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李善注并引淮南王《庄子要略》云：“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张景阳《七命》注引淮南王《庄子后解》云：“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间，而斗者止。”据此可知，淮南王刘安曾有《庄子要略》和《庄子后解》，惜已失传。
《淮南子》与《文子》关系殊难判断，《文子》的内容有十分之五六与《淮南子》相同，两者孰先孰后的官司打了上千年。《汉志》载：“《文子》九篇。”班固自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然而，1973年，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竹简中就有《文子》，这为认识《文子》提供了新的机遇。①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内容既有相同者，也有不见于今本的佚文，说明《文子》是有渊源的，为西汉就已经存在的先秦古籍，它与《淮南子》的关系，绝非简单的谁抄谁的问题。
涉及思想
兵略
《兵略》篇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上的得失。首先，政治上得道，军事上才能取胜。《兵略》认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精明）；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即是与天地顺、与四时合的最高行为准则。得道者，众之所助，虽弱必强；失道者，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因此政治上得道，是保证军事上取胜的基本条件。政治上得道的军队可以车不发轫（防止车轮滚动的木头），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本国的社会生活秩序也不用打乱，即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只要对敌国招义而责之，就可以大国必朝（前来归附），小国必下。《兵略》还回顾了古时的战争，认为五帝时期的战争是得道的。那时的战争不是为了扩张土地，也不是为了贪金玉之略（掠夺），而是为了禁暴讨乱，为了消灭残贼天下、令万民不得安生的贪昧饕餮之人，如黄帝击败炎帝，颛顼诛杀共工，尧舜讨灭不义的丹水和有苗，因而战无不胜。他们用兵之前，往往先教之以道，导之以德，不听，则临之以威武，再不从，则制之以兵革，因此用兵若栉发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是所谓圣人之用兵。殷商以后，至春秋时期的用兵是所谓霸王之兵。这个时期的战争，多是为了消灭加虐于民的敌国之君，为义兵之举，因此往往克（攻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仁人智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这种战争非以亡（消灭）存（存在）也，将以存（保存）亡（殆尽的东西）也，故也是得道的。战国时期的用兵则是失道的晚世之兵。这时期的战争，无道之君往往设渠堑，傅（防守）堞（城上女墙）而守，进攻一方也不是为禁暴除害，而是要侵地广壤，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个人私利进行的战争，不仅失道，而且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同时这种战争最终也不会获得胜利的，因为它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其次，军事上取胜的根本，在于加强政治统治，即为存政，建立牢固的统治基础。《兵略》认为，军事上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众多）等物质条件，以及奇谋诈术的巧妙运用和良臣猛将的合理任用等主观条件，虽然是克敌制胜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皆佐胜之具也，并不是保证战争必胜的根本条件。军事上的必胜之本在于政治上的强大，即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略足以知强弱之势。《兵略》认为：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并指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它主张修政于境内，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这样就可以修政庙堂（朝廷）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指挥）而天下响应，《兵略》认为这是用兵之上也。它还列举楚怀王、秦二世败亡的教训，以及武王伐纣的事例，说明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的道理。再次，《兵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提出：全兵（获得彻底胜利的军队）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思想，主张：制胜于未战。它说：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这样可以费不半而功自倍也。它主张先以德胜敌，然后再与之战，可以获得全胜，并指出：千乘之国行文德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反对穷兵黩武。它强调：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所谓庙战，即在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就敌我双方的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积蓄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加强不足之处，保证最终取得全胜。《兵略》认为：只有进行充分的庙战，运筹于庙堂之上，才能够做到决胜于千里之外，并指出：庙战者帝。
其二，比较精辟地论述了军事行动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兵略》认为，军队出击，要如神出而鬼行，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使敌人无法察觉，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以达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兵略》同时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应发如疾风，疾如骇龙，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使敌人未见其发，固已至矣。因此《兵略》十分注重兵贵神速的思想，指出一旦抓住敌之虚，就要乘而勿假也，要以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及掩目之势，迅速发起进攻，并穷追猛打，使敌人静不知其所守，动不知其所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为此，《兵略》强调军队采取行动前一定要在思想上、装备上、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出击，就当以生击死，以盛乘衰，以疾掩迟，以饱制饥，这样就如同以水灭火，以汤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达。为了保证兵出而不徒归，《兵略》还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必须掌握三势、二权。所谓三势，即气势、地势、因势。气势即激发兵将的高昂斗志；地势即善于利用险要地形，能控制战略要地；因势即能把握战机，乘敌之虚，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喝（中暑）采取军事行动。所谓二权即知权、事权。《兵略》强调在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定要详尽侦知敌情，并据此制定出完备的作战计划，同时要很好地隐蔽自己的军队，做到出敌不意，使 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两军交战，能够灵活有序地调遣军队，布阵迎敌，使本方受刃者少，而伤敌者众，此谓事权。《兵略》认为掌握好三势、二权，选拔出精兵强将，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之后的军事出击是所谓必胜之攻，是所谓胜定而后战，可以攻不待冲隆云梯而城拔，战不至交战接刃而敌破。它强调军队唯无一动，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并指出，在这样的军队面前将野无校（对抗）兵，国无守城，无人能挡。然而，《兵略》由于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最推崇的还是所谓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的战术思想。它指出，静以合躁，治以持乱并认为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人也不可得胜之道也。并称：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疲）则威可立也。它还提出：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但是，《兵略》推崇的以静制动，并非被动地待敌先动而后击之，而是要视其所为，根据敌人所犯的错误，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之后，出击致胜。当敌无隙可乘时，《兵略》认为要饵之以所欲，以罢（疲）其足（满足），引诱敌人出错，一旦敌人有间，就要抓住战机，急填其隙，迅速出击，打败敌人。相反敌人若止而不动，《兵略》认为，己方应相应调整部署，待敌动做，侍机出击。若己方已先敌而动，也要尽力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变我静而敌动，重新掌握主动。《兵略》反对在敌人未显现错误之举前，便冒然对其发动攻击，提出：善用兵者，当击其乱，不攻其治，是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旗帜牢固树立的样子）之旗，强调敌容未可见，以数（密集）相持，一定要等到彼有死形，才可因而制之。《兵略》在强调以静制动的同时，还强调以无形制有形。它认为：诸有象（相貌、形象）者，莫不可胜也；诸有形者，莫不可应也。并举例说：风雨可障蔽，是因其有形，寒暑不可开闭，是因其无形的缘故。它认为，兵家所恃，无非是天时、地利、巧举、人和。而此四者皆为有形之举，因而都有相应的破除之法，如：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时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只有无形者无可奈也，没有任何可以破除的方法。所谓无形者，按《兵略》的描述，实际上就是无法无仪、无名无状，上穷至高之末，下测至深之底，高深莫测、变幻无穷的军事韬略。《兵略》认为，善用韬略者，可以打败一切敌人。
其三，为将帅具体提出了一些统兵、用兵之要。①将帅必须使部下与自己同心齐力。《兵略》认为：将卒吏民，动静如身，乃可以应敌合战。因而强调将吏一定要以民为体（身体），而兵民则一定要以将为心，并指出：心诚则支体亲刃，心疑则支体挠北。心不专一，则体不节动，将不诚心，则卒不勇敢。它还强调：民诚从其（将帅）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认为战争的胜负，在未交兵接刃之前就已由兵将的齐心与否而决定好了。《兵略》不仅强调兵将要齐心同力，而且还强调将帅应能使兵卒同其心，一其力，指出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它认为：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古代称类似犀牛的一种野兽）之角，若鸟之羽，若蚈（百足虫）之足，可以行，可以举，可以噬，可以触，强而不相败，众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因此要求将帅统兵，要同其心，一其力，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同时要止如丘山，发如风雨，如此则战无不胜。《兵略》还指出：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捣）；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兵略》认为将帅能使部下用力谐，不仅能致胜于敌，而且还可以以少胜众，以弱胜强。它分析了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寡胜众的问题，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在人众一方势不齐，即士卒不能同力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人众一方做到人尽其才，悉用其力，若要以少胜之，则自古至今，未尝闻也，从这个角度再次强调士卒同心共力的重要性。②将帅要善于利用天道、地利、人和及兵势。所谓兵势，即指战无不胜，攻无不破的气势。《兵略》认为：兵之所隐议（占卜视兆）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它根据用兵的方略把将帅分为上中下3等，认为：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并善于把握战机，利用兵势，战无不胜，从不失败，是所谓上将之用兵；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然未必能获得全胜，但也能胜多败少，是所谓中将之用兵；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结果动辄败北，是所谓下将之用兵。《兵略》还十分重视兵势的作用。它认为在天时、地利、人和齐备的情况下，若兵无势，仍不会取得任何战果。它要求将帅利用兵势，要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堤，若转员石于万丈之溪一般，使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挡，这样才能百战百胜。③将帅要威义并用，要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兵略》认为：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所谓威义并用，就是要赏罚分明。《兵略》明确指出：夫人之所乐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广泽，白刃交接，而卒争先合者，彼非轻死而乐伤也，为其赏信而罚明也。赏能使士卒冒死征战，罚则使他们令行禁止。只有赏信而罚明，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兵略》还强调将帅必须爱护部下，使自己得到士卒的爱戴。它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并指出：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因此要求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这样他们作战时才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拼死杀敌。《兵略》还具体提出将帅要做到：暑不张盖，寒不被裘，险隘不乘（乘车、骑马），上陵（山丘），必下（下车、下马），以体验士卒的辛劳，同时还要做到军食孰（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与士卒同饥渴。不仅如此，《兵略》还要求作战时，将帅必立矢射之所及，与士卒共安危。《兵略》认为，将帅能够做到上述要求，就能积德、积爱于自己的部下。它还指出：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如此，何敌不可战胜。④将帅必须具备三隧、四义、五行、十守等能力或品质。所谓三隧，即要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指治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独顾自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所谓五行，指柔而不可卷，刚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所谓十守，指头脑清醒，谋略深远，意志坚定，明辨是非，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滥发议论，不推卸责任，不轻易欢喜，下轻易动怒。总而言之，就是要求将帅做到，发（举措）必中诠（公允），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揍（道理），同时还要做到，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措之利害，若合符节。《兵略》认为，只有这样，将帅才能使自己的政敌无隙可乘，做到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它还认为：善用兵者，必先修诸己，而后求诸人；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同时指出：修己于人，求胜于敌，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⑤将帅要善于利用己方之实，攻敌方之虚。所谓实者，即指主明良将，上下同心，气意俱起，同仇敌忾；所谓虚者，指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为将者所持不直，士卒心中积怨深重。《兵略》认为：虚实之气，兵之贵也。两军相遇，实则斗，虚则走。气虚一方是无法与气实一方对敌的。但《兵略》也指出：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认为虚实之气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它引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强盛及败亡的教训，指出：夫差最初之所以能取得包括生俘越王勾践在内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拥地2千里，带甲七十万，是由于用民气之实的结果。其后，夫差骄溢纵欲，拒谏喜腴，使上下失和，吏民不附，直至国灭身亡，是越王勾践因制其虚的结果。由此，《兵略》指出：善于治国统军者，能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淮南子·兵略》的上述主要思想，既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优秀的军事理论，同时又有许多独到之处，因而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阴阳五行学说
该书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首先，论述了阴阳概括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如《本经训》指出：“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此言阴阳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一脉相承。
书中以水、火、月、日喻阴阳。如《天文训》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又云：“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这里用人们常见的水、火、日、月来说明阴阳的属性，这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使学者对枯燥、抽象的阴阳学说易于理解。
其次，阐明了五行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此处五行学说内容与《黄帝内经》所论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渗透到多个学科。
书中还以五行所属的方位论及人体的形体特征及勇怯、智愚、寿夭等。如“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以上所述虽未必尽然，但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体的影响。
整体观 天人相应
该书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如《本经训》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间，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与《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观点不谋而合。
四时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体而形成疾病。如《时则训》记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时气，其气不和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同时告诫人们：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才能在宇宙间健康生存，正如《本经训》所言：“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
还有整体观对疾病症候的影响，如“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前者言其体内脏腑患病，而引起体表的色泽变化，即“有诸内必形诸外”；后者指出局部的病变可影响整个人体。
养生术静漠恬澹
该书注重养生之术，如《真训》强调了养性、养德，云其：“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脏无蔚气。”又《修务训》提出精神调养，指出：“今天道者藏精于内，盝神于心，静漠恬淡，讼谬胸中，无邪气所留滞，……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综观上文可知：心境清净，无欲无求，则五脏安和，百脉调畅，诸窍通利而健康无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恬愉为务”的养生之道契合。
养生的另一个方面是禁嗜欲。如《时则训》言其：“孟冬，……君子斋戒，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冬为闭藏之时，应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养性。又《原道训》云：“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强调了养生禁欲的重要性。人类只有将养精神，和调其气，才能形体康健，与世间万事万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规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训》指出：“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对人类养生术的贡献，足资后学借鉴。
推病由情志环境
书中推究疾病发生的原由，认为情志变化、地理环境对人体影响极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训》和《原道训》均指出：“人怒破阴，大喜坠阳，……。”“薄云发，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以上言情志过极，积而成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的观点是相同的。这种病因认识一直指导着后世临床，情志致病的比例愈来愈大，如杨雪琴教授调查后指出，“银屑病的发病和复发患者中70%～80%的人发病前有焦虑和抑郁，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环境亦直接影响人体而为致病之由。如“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暑气多夭，寒气多寿。”此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的体质、生育、发病和寿夭等均有影响，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由之一。这种医学思想本源于古代文献而有所创新，如《吕氏春秋·尽数》记载：“……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祍与伛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痈疽和生瘰疬病；水味苦涩地方的人，多患鸡胸和驼背。
谈施治理法兼备
该书对疾病治疗方法的论述亦较详尽。如《时则训》提出四时治疗疾病的法则为：“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这里规矩权衡治法与《黄帝内经》中的规矩权衡合四时脉象不同。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脉象的变化随季节不同而各异，即脉合四时；后者则根据脉象的浮、沉、滑、涩，而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可见，《黄帝内经》以规矩权衡论脉象；《淮南子》则以规矩权衡论治法，各有所指也。
书中谈及治疗疾病要全面考虑，不能顾此失彼，以免酿成大病。如《说林训》中指出：“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皰而发痤疽。”
论药物首重实践
该书对药物的记载注重实践，从药物采集、炮制及品种鉴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首先，采集药物要亲口尝试。如《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扑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寻找和发现药物的真实写照。其次，根据药物性能，按照季节采收药物。如“蝉始鸣，半夏生”言其夏至时蝉鼓翼始呜，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时间。其三，告诫人们注意药物炮制方法。“牛胆涂目，……取八岁牛胆，桂三寸，著胆中，百日以成。”此言将桂放入牛胆中，经过百天才能药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药物的鉴别。如“夫乱人者，芎
他如书中还有关于脏腑的论述；疾病命名的记载及形、气、神的论述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与《黄帝内经》同时代或稍晚时的《淮南子》蕴含着一定数量的医学内容，我们应当挖掘整理取其精华，以丰富中医学宝库。
作品影响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与先秦道家
在宇宙观生产论方面，《淮南子》继承发扬了先秦道家的唯物思想。该书《天文训》说：“道始于虚霩”、“道始于一”，认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个宇宙是个浑然一体、没有定型的“虚霩”，是个浑涵未分的“一”。《原道训》说：“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圆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如一。”据上可以这样分析：“道”是“虚霩”之道，是“一”之道，归根结底，是物之道。既“万物有道”，这是明确的唯物主义。
在宇宙生成论方面，该书《天文训》指出：“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并认为：宇宙之气“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阳为日，阴为月，阴阳分化为四体，这是明确的宇宙构成论，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几乎成为古代唯物主义公认的定论。
《淮南子》还明确指出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真正内涵：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的主动行为。《修务训》曾引述对老子的“无为”之涵义的一种误解“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的这种对老子思想的误解，指出：历史上公认的“先圣”都是积极有为的，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郡，南到交趾，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鲧于羽山”；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休风榨雨，“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阔”；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该篇指出道家“无为”正确的解释，它说，老子的无为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也。”
《淮南子》的作者说：“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按：巧诈也）不得容者。非谓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引文“若夫”后的句子意思是说，如果试图用火来烤干井水，把淮河引到山上去，就是背离事物自然本性而仅凭自己的主观意志的行为，这就叫做“有为”。
老子笔下的圣人是道的化身，是圣明的君王，他们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但圣人却是“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二章）如果说无为就是“无所作为”，那么何以又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又何谈“功成”呢？而且老子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行为视为“玄德”即最高的德行。（五十一章）可见“无为”决非“不要有任何作为”，而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因循事物的自然本性及其发展趋势更好地“为”，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大有作为。与此相反，如果出于一己的私利或个人意志，根本违逆事物的自然本性及其发展趋势而强行所为或妄自作为即“有为”，那么一定会事倍功半，甚至遭到严重挫折或失败。所以老子告诫我们：“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六十四章）
顺便指出，《淮南子》与汉初黄老学派 也有密切的关系。汉初假托黄帝以为书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传。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道原》、《经法》、《称》、《十六经》四篇古佚书。《淮南子》与这四篇黄老帛书有一定的关联。《原道训》与《道原》都是论“道”专篇，言辞极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仿佛之处也很多。如《人间训》：“祸福同门”，《经法》：“祸福同道”；《原道训》：“万物之总，皆阅一孔”，《十六经》：“万物之多，皆阅一空”；《诠言训》：“圣人不为始，不专己，循天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因天之则”，《称》：“圣人不为始，不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营养的比重较大。
与先秦儒家
首先，《淮南子》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术训》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又说：“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这一观念是来自先秦儒家而又高于先秦儒家的，特别是《淮南子》对“人道”、“人类”概念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重要价值的。《淮南子》也主张以民为本。《氾论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主术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础上，《泰族训》提出以仁义治国：“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敌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这可以视为孔孟“德政”、“仁政”学说的进一步弘扬。
与先秦法家
《淮南子》继承、发挥了黄老学派、商鞅、韩非的历史进化观念，提出：社会生活是变迁的，法令制度也应当随时代变迁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氾论训》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又说：“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这些言论，从思想观点到具体言词，与商、韩是一脉贯通的。
从当时社会现实看，“汉承秦制”，未加彻底改造。景、武之交，汉王朝的经济已经恢复，客观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当然这套制度决不完全等同于商、韩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则，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贵的是，《淮南子》认为法令制度的制定，应适乎人群之需要，应考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主术训》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这显然是比先秦法家更进步的观点。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有没有关系？从原著看，《淮南子》无一字提到《吕氏春秋》，这可能与汉初反秦气氛有关。但事实上，正是《吕氏春秋》给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两本书都是由上层贵族亲自主持，招揽众多学者集体写成的。成书的程序都是先拟定计划，次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书的结构统一，篇目规整，理事相连，言辞精审。两书都是总结先秦各家学说，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论根据。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书之时，处于黄老盛行的文化氛围之中，所以说《淮南子》是集黄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当然这绝不妨碍它也融和摄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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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年）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此后对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在军事上取得不世之功；对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至其末年，文景之治四十年之基业消耗殆尽，国家凋敝，户籍减半，西汉由此走向衰亡。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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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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