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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

次浏览 | 更新时间：2023-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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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3个义项

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

广州十三行创立于康熙盛世，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其真正名号是“外洋行”，别名“洋货行”、“洋行”。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直至鸦片战争为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中国对欧洲的贸易维持了100年的贸易顺差地位，使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十三行商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之一，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显赫，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基本信息

中文名	广州十三行
外文名	The thirteen-hongs in Canton

工商信息

成立日期

康熙盛世

其他信息

别名	外洋行洋行洋货行
总部地址	广州市

十三行历史

广州十三行

清康熙盛世，撤除明朝以来的禁海令，实行开海通商政策。1685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它是清政府设立在广州口岸的特许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洋货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撤消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作为粤海关属下的中外交易场所，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惟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至鸦片战争为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

皇帝的财源

广州十三行

创立于康熙盛世的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1757年，随着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宫廷来说，在中国大陆南端，出现了一个富饶的“天子南库”。

洋船到港数目，直接影响到粤海关的税收，而海关贸易税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观财源。为此，清帝每年都要过问洋船数目，从而了解进出口货物品种及贸易税收情况。从广东大吏历年进呈的奏折、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开支，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60万两左右。据皇家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财源滚滚的银库，常亲自审查经费的解交情况，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试问。雍正年间的杨文乾、祖秉圭及乾隆时期的李永标等，都是因钱粮亏空而被皇帝从粤海关监督这一肥缺职位上革除下来的。雍正帝还告诫革职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脑袋要紧。”

为了广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试图加重浙江海关关税，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广州贸易。他说：“来浙者多，则广东洋商失利。”然而，该策略并未阻止北上的洋船。于是，乾隆断然实行封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其原因既是为维护东南海防，也是为保证广州洋行生意。

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的显赫，使他们成为巨大的捐献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过人、能财善贾的商业才干之外，更有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为了求得外贸特权的稳定，每遇国家大事，行商都会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府捐输报效。1787年，他们集体为台湾林爽文之役捐输军需银30万两，随后自1788年到1820年，又以皇帝万寿、廓尔喀军需、川陕剿匪、河南剿匪、黄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银350余万两。这期间，广东行商以各种公益事业为名向政府捐献，平均每年超过10万两白银。行商还通过当时官吏品级商品化的捐纳制度，以捐输报效的巨款，换来许多官衔和职务。洋行巨头潘氏、伍氏两大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顶戴，十三行中后期崛起的行商梁经国，因多次捐书得到清政府加晋官衔，封诰通奉大夫（从二品封阶），追赠光禄大夫（正一品）。由此，他们成为通达朝廷、既富且贵的官商。

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帝素以西学和洋货为奇，广州十三行正是处在这段时期，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成为宫廷所需各类人才的中转站和奇异洋货的供应地。康熙时期，每当洋船泊靠，随船而来的西洋人便会被安排到十三行商馆内的天主教堂学习汉语，学成后还要奏报皇帝，以便日后到宫廷供职。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们休整、学习的场所。位于商馆区内的十三行夷馆，与十三行商馆遥相对应，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广州行商在为宫廷引进西洋人才方面，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1766年，有位名叫吧心的法国外科医生随本国商船到粤，因没有找到进京当差的途径而搭船回国。经两广总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内的法兰西夷馆多日，未曾与商馆行商互通信息。为此，皇宫不得不继续等待西洋医生的再次到来。为了及时输送西方人才，广州官府订立了随时报告洋人信息的严格制度。最终，那位法国医生还是来到了紫禁城。所以，对于到华的西洋人来说，十三行是他们走向清朝京城的桥梁。

十三行街区是工艺美术制造业的天堂，也是宫廷匠师的人才基地。这里的行栈、作坊星罗棋布，能工巧匠荟萃。肩负皇命的广东大吏，将其中的顶尖人才举荐进宫，成为引领宫廷制造业的主力。康熙年间，十三行输送的玻璃匠程向贵、周俊二人，将已掌握的欧洲磨花玻璃术带进内廷玻璃厂，制造出中外玻璃技术融合的作品“雨过天晴刻花套杯”，达到了当时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年间，皇帝再想烧制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来，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工艺技术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内廷许多优秀的珐琅技师来自于十三行街。1716年的朱批奏折中，有两广总督杨琳选送潘淳等四人进入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效力的记载，这是广州珐琅匠进入宫廷的最早记录。造办处自鸣钟处以西洋人和广州匠为主要技术骨干。该处所造钟表，是按照皇帝本人的爱好和要求，吸收洋、广两种优点，创造出独特的皇家钟表作品。

广州牙雕工匠于雍正年间进入宫廷。1729年，海关监督祖秉圭送进牙匠陈祖章。当时，苏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宫内已经供职多年，陈祖章进入牙作后，能在苏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艺，崭露头角不是一件易事。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册》中记载，1740年陈祖章每月薪俸银为头等，苏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钱粮而退役，说明广州牙匠在宫内已经占据主要地位。1741年，陈祖章父子等雕制出著名的巨作《月曼清游册》，描写了贵族仕女们从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浓厚的民俗风味与生活情趣。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广东的木器工艺在全国扩散影响也是起源于工匠进入宫廷。1729年，粤海关监督从广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进入造办处。与此同时，由工部右侍郎年希尧送进苏州木匠佘节公等六人。出现了与牙作类似的苏粤共处、营垒分明的格局。两派木匠在人事与技术上分庭较量。从广匠屡屡受到嘉奖的档案记录中可以判断，他们的地位处境已占优势。1736年，养心殿造办处内正式成立了“广木作”，广州木匠高手云集内廷，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在乾隆帝的直接倡导和大力扶持下，广州木器从地方的一个流派，发展到取代垄断木器工艺数百年的苏州木器的优势地位，成为主宰皇家木器并牵动全国的一个主流派别。十三行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赋予这里从艺匠师们绝妙超凡的灵感。

采办洋货供奉内廷

作为对外贸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清代帝王的宫廷生活无不奢靡铺张，地方大吏每逢元旦、万寿、端阳各节都要进献当地物产给天子，以博皇帝的欢心与信任，达到加官晋爵的目的，这在清代实际已衍成一种制度。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特别是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便成为皇家唯一可以倚赖的西洋奇器供应地。

十三行详介

起始时间

自唐代以来，广州一向是我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广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段期间，又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十三行商馆集中在广州城郊西南角，紧靠珠江，那里是一个繁忙的水码头。1684年，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则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其真正名号是“外洋行”。

运行机制

广州十三行受粤海关管辖，它的运行机制诸如承商制、保商制、总商制、揽商制、公行等在本质上是清政府确保实现以商制夷、确保税收的方式。

承商制是指十三行商"承揽夷货"制度；保商制规定行商首先要负责外商在华所有行为；总商一般是一到三名，由行商中资本最雄厚的行商担任，负责率领众商与夷人交易；揽商制是指行商包揽一笔交易的所有环节；公行的设立是为了规范对外贸易市场，把握议价权，实现行商利益最大化。

公行制度

在清代前期，广州的行商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垄断了广州整个对外贸易，形成了一个“公行”贸易制度。

公行确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为外贸经手人。此人纳银4万两入官，包揽了对外贸易大权。后来，各行商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行会团体，即所谓的"公行"。据史记载，于1720年11月26日，公行众商啜血盟誓，并订下行规十三条：

第一条：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拆图报称。

第二条：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

第三条：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货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第四条：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俾得卖价公道，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

第五条：货价即经协议议妥帖之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受处罚。

第六条：为防止私贩起见，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受惩罚。

第七条：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国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

第八条：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第九条：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

第十条：自夷船卸货及缔订装货合同时，均须先期交款，以后须将余款交清，违者处罚。

第十一条：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须归本行同仁摊分之，有独揽全船货物者处罚。

第十二条：行商中对于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许其在外洋贸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则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条：头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初时，公行没有法定的共同领袖，也没有取得完全统一的部署，组织相当松散，时散时复。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东巡抚李湖等奏请明立科条，建议“自本年为始，洋船开载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带来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时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即是说要复设公行。两年后，经清政府批准，公行正式恢复，从此一直延续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再也没有解散过。

商船进出规定

清代时期，粤海关的对外贸易港口在广州黄埔古港，出海口在虎门，而虎门则是粤海关管理海口和控制进出商贸船的关卡。外国商船必须先在虎门口外洋下锚，在驻澳门的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处办理手续，领取进港牌照以及雇请中国引水员（领航员）带领商船进入黄埔港。广州黄埔古港有黄埔税馆、夷务所、买办馆等，外国商船必须在这里办理报关、卸转货物、缴税等手续后，货物才能进入十三行交易。同样，当外国商船要离开广州港时，也要先去粤海关领红牌，然后在通过虎门炮台时，由“防弁验明印凭”后，才可开出虎门。如果没有出口的红牌，任何洋船都不能通过虎门离开广州。

历史沿革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粤海关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少则四家，多时二十多家，其真正名号是“外洋行”，但“十三行”始终是成为这个商人团队约定俗成的称谓。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此后的100年间，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1770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

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

清政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乾隆帝十八年(1753)，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今泰王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虔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南安府商民往来买卖税务。这时来到广州海口商船渐多，贸易发展，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

嘉庆帝五年(1800)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业务范围划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货十三行，是清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

广州十三行建立有同业商人行会组织，即所谓“洋行会馆”（公行）。乾隆帝二十五年广州公行正式奉准成立，到三十六年被解散。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复，并延续了近六十年。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广州开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旧营业。咸丰帝六年(1856)，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

对外贸易

锁定粤海关一口之后，广州口岸洋船聚集，商贾使节往来不绝。来自各国的商船，每年五六月间泊靠广州港，带来异地的工艺品、土特产和工业品，在十三行商馆卸货交易后，带着中国丝绸的华贵、瓷器的典雅和茶叶的芳香，于九十月间乘风回归。这就是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景象，也是当今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雏形。一口通商之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这是清朝天子眼中的广州十三行。近代以前，这个远离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十三行商人

十三行商人园宅

清政府规定，洋货行商人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为的是保证洋行经营的底蕴和对外贸易的信誉。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在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伍秉鉴、卢观恒、潘有度、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其家产总和比当时的国库收入还要多，是货真价实的“富可敌国”。他们都是世业显贵、锦衣玉食、园宅华丽。十三行街成为当时世界的“华尔街”，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豪富。

洋行巨头之一潘氏家族的豪华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伍秉鉴资产在1834年约有2600万两白银，被当时的西方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19世纪中期，在美国凡带有伍家图记的茶叶，就能卖得出高价。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秉鉴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十三行商馆内也是金山珠海，堆满银钱。有位广东官员在上奏皇帝时说，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东，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

商人分类

清代时期，广州十三行一带有5000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涉及漆器、银器、瓷器、纺织、绘画、雕刻等各个行业。根据经营商业的项目，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可分为牙商、盐商、铁商、米商、糖商、丝绸商、陶瓷商、烟草商、典当商、布商、药商等，其中以牙商最为著名。

所谓牙商，本来是指在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从中抽取佣金的居间商人，亦称牙人。明清时，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牙商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称为牙行。清代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指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

从清朝初年始，凡是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都必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通称“十三行”，位于广州市区西南方的十三行路，南与六二三路、沙面相邻。它是官方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协定出口货价及代中外商人纳税。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还要与来华洋商打交道，从货物买卖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都必须通过十三行。

洋行数量并不是固定的13家，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道光十九年（1839）纳入统计的38个年份中，共有行商约400多家，行商最多年份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26家，最少年份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4家，实数为13家的就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个年份。而行名也常改变，稍后即有兴隆、联兴、德兴、正兴、同兴、源昌、晋源、怡和、宝顺等行。

牙行

1.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

3.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

5.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

6.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

7.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孚泰行，商名昆官，

12.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

商帮形成

广东拥有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商品性农业发展蓬勃，明清时期，朝廷对广东实行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广东商人从此崛起，并称雄海内外商界，形成了中国“五大商帮”之一的粤商。此外，广东商帮的形成，还与广东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浓烈的商品意识有密切的联系。自秦汉以来，广东就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镇。千年的商业沉积，孕育了广东人强烈的经商意识，促使了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辛勤的经营，为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采办官物

广州外贸洋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时称“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皇宫享用的洋货几乎全部是由广州贸易洋行输送的。乾隆年间，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

为了取悦宫廷，行商每年还以“备贡”的名义，向内务府造办处上缴银5.5万两，为皇室传办贡品提供经费，而专门承做宫廷御用品的造办处，其每年开销的银两在3万至4万之内。由此可见，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物质上支撑着御用洋货的供应，而且在财源上对宫廷制造业也做出了莫大的奉献。

除承担固定的采办义务外，洋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1729年，洋行奉命采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40斤。承办者无不战战兢兢，一个月后，终于买足凑齐。1765年，军机大臣传来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7万斤。

1787年，粤海关监督佛宁的家奴从京城带回圣谕，要他随公务奏折一起，呈进些小式表玩。粤海关监督向皇帝透露，这些特供最终都是责成行商具体承办的。广州十三行被认为是华南商贸繁荣的源头，它给皇家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享乐，成为帝后倚赖的“天子南库”。这也是清帝在全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唯有广州一口例外的原因之一。

到了近代，国势已衰，十三行商馆也历尽了繁荣与沧桑。由中英贸易冲突而引发的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结束。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规定，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取消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1856年，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广州十三行从此消失于商业舞台，其在经营对外贸易上独领风骚的辉煌遂成为历史。

文化交流

文化对外传播

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个丝国、瓷国，还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各种工艺品以及传统文化。十三行将这些财富装上开往西方的航船，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的文明。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然而，清政府实行的丝绸出口限运，使得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走俏。英、美、瑞典等国商人称，欧美各国皆是“不善织造之国度”，贵族们的“服饰之荣”一向仰赖中国的丝织品市场。1762年，乾隆帝为使“远人日用有资”，特许十三行贸易的外国商船各夹带2000斤丝织品出口，洋行货栈的外商不禁“欢呼感戴”。在举国上下一片封禁的时代，十三行作为令人称羡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

潘家花园

在18至19世纪初期，广州海珠区、西关一带曾涌现出由十三行商人兴建的规模宏大、雍容华丽的私家园林，包括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被称为“行商庭园”。它们不仅是岭南园林的巅峰之作，还引发了清代时期欧洲各国模仿“中国式”园林的盛况。外商们经常到行商庭院聚首，中外画家对园林精心描绘，并向全世界发行风景“外销画”，让广东园林漂洋出海，声名远播。1742~1744年间，英国建筑家钱伯斯曾两次来到广州考察庭园建筑。钱伯斯将中国建筑设计风格带到了欧洲，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西方建筑“中国风格”的发展，使中国式园林在欧洲风靡了近百年。钱伯斯在其经典著作《东方园艺》中言：对于中国园林艺术，欧洲人“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他本人就在其自行设计、位于伦敦郊区的“丘园”里，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国塔。这种审美趣味显然形成了一种社会建筑风尚，像英国作家艾迪生、诗人蒲柏等都建造了中国式花园。

中西文化交融

十三行曾是在华外国人的集散地，通商贸易使最初的贸易货栈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洋行商人成为吸纳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行者。历史上形成的外贸传统，孕育了洋行商人较为开阔的视野、广博的见识，他们从商务与时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许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语与外商打交道，洋行还设有从事外语翻译的专业人员。1772年，洋行商人潘振承在与英商交易时首次采用伦敦汇票支付货款，这对在当时只知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鸦片战争期间，为改变广东水师装备，增强作战能力，洋行众商率先捐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并购买美式夹板船，这是我国最早购置欧美兵船的一大创举。1842年，行商曾寻求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轮船。道光帝得知后在谕旨中说：“广东造得火轮船，亦颇适用，著即绘图呈进”。平定西域战图由郎世宁向乾隆皇帝建议送往法国制成铜版画，广州十三行承担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

随着清代广州国际贸易繁荣，洋画师也来此谋生，并收徒授业，培养出第一批中国油画师。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来华传授水粉画技法，大大提升了广州“外销画”水准，林呱即为其高徒，林呱的《老人头像》曾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是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当时知名外销画家有煜呱、啉呱、庭呱、新呱等。呱字洋文写作Qua，从葡萄牙语词Quadro而来，欧洲人看见商行的呱字招牌，便知道店里做的是洋画生意。十三行也曾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商贸文化。为了便于外商开展商务，洋行商人在行栈区另辟了一片供洋人经营、居住的商馆，被称为“十三行夷馆”。各国夷馆在外观建筑、室内装饰及生活方式上都带有各民族风格。这里俨然是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与十三行中国商馆遥相对映，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观。

辉煌的外贸之路

清代时期，广州十三行一带有5000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约25万匠人专门从事外销工艺品的生产和制作，涉及漆器、银器、瓷器、纺织、绘画、雕刻等各个行业。

广绣

广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起源于唐代，明朝已扬名海外。1600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十分喜欢广东的金银线绣，亲自倡导成立英国刺绣同业公会，按照广绣作坊形式组织王室绣庄，从中国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贵族服饰；英王查理一世更推动广绣艺术传播到英伦三岛，被西方学者称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清初，英国人把裁剪好的服饰拿到广州绣坊加工绣制，有的贵族连名片也要刺绣，后来发展到刺绣圣母像、耶稣像和国王大臣像。乾隆年间，广州的绣坊、绣庄有50多家，从业人员3000多人。17、18世纪，欧洲贵妇流行刺绣披肩，广绣披肩销量与日俱增。1772年前后，广绣披肩在欧洲的销量达八万条，其中法国占四分之一。到1776年，仅英格兰公司一家就输入了10.4万条。1900年经由广州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达496750两白银。

广缎

广缎是广州产的一种高级丝织物。据史料记载，清代广州丝织业规模颇大，最盛时从业者多达三四万人，南起龙津路，北至中山七路以北，都是成片机房区，机房鳞次栉比，机杼昼夜不停，织出的线纱、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等，源源不断销往海外，深受全球客户的喜爱。当时流行“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童谣。1878年这一年，粤海关出口总值为1500万海关两，其中丝和丝织品的出口值就达到了850万海关两，足足占了半壁江山还有多；1691年，东印度公司以3.2万法郎在广州采购了一船广缎，运到欧洲后卖得9.7万法郎；扣除各种费用，最起码还有百分之百的纯利。

广彩

广彩的全称是“广州织金彩瓷”，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所谓织金彩瓷，就是在白胎瓷器的釉上绘上色彩艳丽的图案，并在色彩之间描金、织金，如同在锦缎上绣以色彩绚丽、高雅华贵的万缕金丝，然后以低温焙烧而成。作为外销瓷，广彩在清代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有“世界官窑”之称，欧洲许多国家的皇室用瓷都是广彩瓷品。比如，17世纪法国皇室定做的“法国甲胄纹样彩瓷”，奥地利皇室定做的“纹章瓷餐盘”等都属于广彩。广彩与青花、粉彩并列为中国三大外销瓷器，在清代三大瓷器的出口数量上，广彩占了63%，远销欧洲、美洲、亚洲、非洲100多个国家。至今，广彩在海外仍有很高的知名度，单是大英博物馆就收藏了1717件广彩精品。

珐琅

广珐琅

清代，西洋珐琅从广州传入中国，广州生产的珐琅俗称“广珐琅”，包括画珐琅、錾胎珐琅、透明珐琅、掐丝珐琅和中彩珐琅，其中最著名的是画珐琅，而清代錾胎珐琅的制作中心也在广州，透明珐琅器也以广州出产的最为著名。广州珐琅工艺业集中于今大新路一带，行业称“烧青”，产品有瓶、壶、盘等，批量远销海外。清代广州的珐琅制作在国内水平很高，是皇帝十分喜爱的贡品。广州更向朝廷输送珐琅匠人，宫内造办处的珐琅作匠人，大多是由粤海关选入，称为“南匠”。

广器

16世纪，广东出产的漆器大量销往欧洲，被称为“广器”，其后又被销往美国、东南亚各地，包括漆箱、漆屏风、漆橱、漆床、金漆木雕、漆盒、女红桌、餐椅等等。17~18世纪，广东已是全国知名的漆器制作中心之一，最著名的是描金漆器。18世纪，中国的广州和日本的长崎占据了输往西方的远东漆器的大宗。17世纪末期，以广器为首的中国漆器出口已经盖过日本所出产的“倭漆”，逐渐挤占了出口西方的漆器市场。18世纪30年代开始，东印度公司进口大量中国漆器贩运去欧洲，同时也往日本运去包括“广器”在内的中国漆器。

广作

广作指的是广州出产的木制家具，又称广式家具。清代的广作家具行业大都集中于玉带濠沿南北两岸的几条长街上。广作家具经常采用的木料是紫檀、酸枝和花梨三种，其他的有东京木、鸡翅木、铁力木、楠木、坤甸、菠萝格和柚木等。广作对雕刻极为讲究，运用包括浅浮雕、浮雕、高雕、通雕、圆雕、立体雕等各种雕刻手法，再镶嵌大理石、玉石、宝石、珐琅、陶瓷、螺钿、金属、黄杨木、象牙、琥珀等材料，显得富丽堂皇、豪华繁缛，备受清朝皇室的青睐，成为清代家具的正宗。同时，广作家具也融入了西方艺术风格，极受西方贵族的喜爱。十七世纪初，英国人将欧洲英、法、荷等国的家具样式带到广州来制作，再源源不断地销往西方，直至今天，在伦敦、波士顿、巴黎、柏林等地的古老大宅里，还摆放着这些沉雄华美的广作家具。

广雕

广雕是指广州地区生产的具有岭南特色的雕刻工艺品，包括牙雕、玉雕、木雕、榄雕、石雕、砖雕、骨雕、贝雕等，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牙雕、玉雕、木雕。清代以来，广州工匠根据西方客户的要求，在造型和纹饰上融入西方文化元素，选择象牙、玳瑁、檀香、砗磲等名贵材料，精镂细刻，随形施艺，形成了构图新颖别致、造型生动逼真、雕工精巧细腻的艺术特色。外销广雕制品往往是采用西洋的装饰图像，例如天主圣像、十字架等，品种多为宝格盒、粉盒、首饰盒、扇子、指南针盒等。

扇子

外销扇

中世纪以来，扇子在欧洲被女性视为必不可少的服装点缀品，因价格昂贵，欧洲宫廷贵妇往往以拥有一把奢华精美的扇子作为炫耀攀比的资本。18世纪至20世纪，广州的外销扇受到欧洲贵妇欢迎，这些外销扇材质名贵、工艺奇巧、纹饰华美、色彩绚丽，是在清代中西海上贸易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外销工艺品。广州工匠将“广式”工艺与西洋审美相融合，使用象牙镂雕、玳瑁拉丝浮雕、累丝烧蓝、鹅毛彩绘、宝石镶嵌、鎏金错银等各种令人赞叹的制作工艺，创作出了大量中西风格共融、专供外销的扇子，极大满足了西方市场对扇子的热切渴望和需求。

绘画

外销画

19世纪广州十三行附近的靖远街和同文街，最多时有两三千外销画师。广州画师采用西方的绘画颜料和技法，绘制带有中国风情的图画，销售给来华的洋人，种类有布本油画、象牙油画、玻璃油画、通草水彩画、纸本水粉画、线描画等等。外销画题材多为港湾风景、大船、大宅、教堂、珠江风景等，是一种介绍中国风俗人情、具有旅行纪念意义的艺术品。目前像通草水彩画主要收藏在西方的博物馆中。在英国，通草画藏量可观的机构至少有十二个，大英图书馆、荷兰莱顿民俗博物馆、牛津大学博德利恩图书馆、塞西尔画廊、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马德里民俗博物馆等等都有丰富的收藏，有的多达二三百幅。

壁纸

外销壁纸

中国外销壁纸从16世纪中叶开始由西班牙、荷兰的商人从广州购买后运往欧洲出售，清代广州十三行画作坊相当活跃，其壁纸远销欧洲与美国，深受贵族的欢迎。中国壁纸大多数是成套的，一般每套有25张或40张，每张大约12英尺长（365厘米），3至4英尺宽（91或122厘米），尺寸是完全按照西方建筑的室内空间决定的。外销壁纸的题材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类型：第一种是“人物风俗”类型，主要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手工生产场景。第二种是“花鸟”类型，第三种则是“人物风俗”与“花鸟”的结合。

银器

外销银器

广州十三行成立后，行商所设的商馆区形成了一个以外销银器为主的“银器市场”，银器店集中在同文街、靖远街及河南花地一带。当时的外销银器一类是纯西方风格；另一类是西方式造型，中国式纹饰，通常都采用订制的方式完成。广州银器店所用的银料来源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本地银，主要以银锭形式存在，西方称此为“鞋”；第二个来源是和中国贸易用的美国或西班牙银元，银匠们将它们熔解，再加工成银器。据统计，从公元1500~1800年的300年间，从欧洲、日本、马尼拉输入到中国的白银总数约在5.1万吨至7.7万吨之间，白银的大量流入，无疑为广州银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茶叶

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全国各地茶商的聚集之地，除英国之外，葡萄牙、荷兰、俄罗斯都是茶叶消费大国。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所述，当时通过行商出口的茶叶，包括红茶、武夷、工夫、混合功夫、色种、绿茶、松梦、屯溪等。但由于西方对茶叶偏好的不同，因而不同的茶叶品种在出口贸易商有着明显差异，西方人往往难以接受带有苦味的绿茶，偏爱红茶。1838-1839年，广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中，红茶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历史事件

禁烟运动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维持了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其结果是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欧洲出现了贵金属货币的短缺，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取白银而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扭转与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按当时世界走私鸦片大王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也在他的著作中写到：“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从史料上看，伍秉鉴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1839年，林则徐抵达广州负责禁烟，一方是朝廷官府，一方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伍秉鉴和十三行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化解矛盾，阻止战争爆发。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但是，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3月23日，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人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

捐资救国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伍秉鉴甚至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战争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时，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行商前往调停。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两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600万两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两。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在战败赔款中，伍家认缴100万两，行商公所认缴134万两，其他行商摊派66万两。

历次火灾

1822年大火

从广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间，广州十三洋行先后发生过多次大火。火势迅猛。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饼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连续烧了两日，夷馆、洋行多间被烧毁，损失惨重。据后统计，11家洋行未被烧的只有5家。外商的货物全部烧毁，所有行商房屋货栈变成了灰烬，牵连附近的房屋店铺千余家。第二次大火是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名英军士兵在洋行前中国人开的水果店抢水果吃，还用刀将店主划伤，激起了广州民众的愤慨。半夜，广州民众火烧英国商馆，广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群众掷来的密集石头阻截，使之不能前进。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才熄灭。

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驻扎在十三行地区的英军，为阻止中国军民对外国商馆的袭击，拆毁了十三行地区周围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国军民的偷袭。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广州民众从被拆毁的铺屋残址上点火，火势瞬间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国商馆区。15日凌晨烧及美法商馆，下午2时延至英国商馆，到下午5时，十三行地区除一栋房子幸存外，全部化为灰烬。据当时南海知县华延杰在《触藩始末》一书描写：“夜间遥望火光，五颜六色，光芒闪耀，据说是珠宝烧烈所至。”英军失去据点，被迫撤回泊于珠江上的军舰。十三行商馆区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

1915年7月13日，正当广州遭受水灾之时，十三行一带不慎失火，祸及专售火油、火柴等的同兴街。油箱爆炸，油浮水面，火随油流。火势更借珠江上首尾连结的船艇蔓延至河南大基头，珠江两岸顿成火海。同时因街道水深数尺，难以施救，大火持续两天两夜，25条大小街道尽成火场，烧毁商号、住户2000多家，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要求“租借”位于十三行商馆区残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馆区。

历史遗迹

锦纶会馆

锦纶会馆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代广州丝织行业的行业会馆（即“锦纶行”），是丝织行业老板们聚会议事的场所，是广州唯一幸存的清代行业会馆建筑。会馆内存有石刻、木雕、陶塑、灰塑等岭南建筑特色。馆内所存的22块碑记，记录着会馆的历史，印证了清代广州丝织行业的辉煌历史以及“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史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迹以及清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实物见证。

黄埔古港

黄埔古港是清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口岸，外国商船只准停靠在黄埔泊地，在取得通行证后，由本地的小船拉着货物和人送到十三行做买卖。在十三行时期的85年间，共有5000多艘外国商船在此来往，欧洲、美洲、澳洲、东南亚、日本等各条航线驶来的商船汇聚在这里，美国的中国皇后号、瑞典的哥德堡号是这一时期和中国贸易往来的重要商船。

十三行博物馆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2016年9月30日，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正式对外放，十三行博物馆位于广州文化公园展览中心。经专家论证，文化公园地块是十三行贸易核心区，分别为商馆区和行外商人聚集区；新的博物馆几乎是原址重建。博物馆的设计理念是随着一艘远航的商船驶入广州十三行而缓缓地进入展馆的每一部分。该博物馆现馆藏文物近1600件（套），常设展览有清代广州十三行历史展和十三行时期文物陈列展。馆中广州彩瓷、通草画、广绣、象牙器、外销扇、五常家具以及银器、珐琅器、玻璃画、水彩画、油画、漆器等1500多件（套），涵盖了清代广州的主要外销工艺品，其中上百件五常酸枝家具是目前国内少有的专项收藏，六百多件从清康熙到现代的广彩瓷器种类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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