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是由相邻的朝鲜半岛陆续迁入、定居东北地区而逐渐形成的我国跨境民族之一。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早在明末清初,有一部分朝鲜族的祖先就已定居在我国华北、东北境内。如河北省青龙县塔沟及辽宁省盖县朴家沟村姓朴的朝鲜族,他们在当地定居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有更多的朝鲜人接连不断地从朝鲜半岛迁入,这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来源。由于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1869年前后朝鲜北部遭受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饥寒交迫的朝鲜农民纷纷背井离乡,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来到中国,在两江一带开垦,同汉、满等族人民杂居共处。据统计,1870年鸭绿江北岸一带已有28个朝鲜族聚居乡。1881年(清光绪七年),延边地区朝鲜族已达1万多人。1883年,在集安、临江、新宾等县的朝鲜族居民已有3.7万多人。同一时期,乌苏里江沿岸一带也移入为数不少的朝鲜农户。但此时迁入人口还不是很多,大多数春来秋去,居住尚不稳定。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朝鲜族人口为111.1万人。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朝鲜族以在寒冷的北方种植水稻著称,他们在我国农业史上创造性地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原来图们江、鸭绿江流域多为山区和丘陵,气候寒冷,无霜期最短110天,最长160天,而且都是野草丛生,树根盘绕的荒原或沼泽地带,一般不易种植水稻。但朝鲜族先民不畏艰辛,刨地拓荒,积极试种水稻,终于使水稻在我国东北地区得以种植。在通化县大甸子等地,最早试种水稻成功,以后扩大到临江、怀仁、兴京、柳河、海龙等地,1877年延边开始种植。1906年,朝鲜族农民在和龙县勇智乡大教洞开掘了长达1308米的渠道,灌溉了33顷水田,并获得较高产量,从此延边地区的稻田面积逐年增加,成为我国东北地区著名的水稻产区。据统计,至20世纪20年代,吉林省延边地区、吉林地区水田的100%和通化地区水田的85%,黑龙江省水田的100%,辽宁省开原地区水田的90%、兴京地区和沈阳地区水田的85%、抚顺地区水田的80%和丹东地区水田的70%,均是由朝鲜族人民开发耕种的。 朝鲜族人民勤劳、勇敢,他们从朝鲜半岛移居中国东北时一无所有,在中国深受日本殖民统治者、反动政府和封建地主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因而他们的革命性很强。朝鲜族人民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阶段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革命斗争在中,朝鲜族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例如,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军长征时任红色干部团参谋长、长征结束后任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的杨林(1898-1936),东北抗日联军前身磐石抗日游击队创始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杰出指挥员之一、与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杨靖宇并肩作战的李红光(1910-1935),曾任中共北满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及第三路军参谋长的许亨植(1909-1942),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铁夫(1901-1937)等。此外,还有著名绘画大师,被誉为“新疆与内地在美术上沟通”第一人、“新疆壁画考古第一人”的韩乐然(1898-1947),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和朝鲜人民军军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的郑律成(1918-1976)等。 传统上,朝鲜族农村有许多以相扶相助为目的结成民间互助合作组织。从其类型看,既有解决经济困难的各种“契”组织,也有“品阿西”、“扫割里”、“读列”等与农活相关的组织。另外,还有各个村落为丧礼而组织起来的“香读”。 “契”是一种解决村民临时困难而形成的互助性共同生活组织,是以其成员中筹集一些钱应急使用为目的。根据不同功能“契”组织分为许多种。有互助冠婚丧祭的“婚礼契”、“婚丧契”等,有为村落共同事情的“洞契”,有互助农事的“农契“,也有为谋求同龄人之间的友谊而组织的“同龄契”。此外,还有“进学契”、“钱契”等。契组织一般以村落内居民所组成,但也有超越村落范围的。原来契组织主要由男性所组成,但后来出现许多以女性成员为中心的契。一般地说,处理公共事业和增进亲睦方面男性契较多,而女性契多以息利和扶助为目的。“契”的规模有大小,小契平均4—5人,而大契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契组织在解决村民的应急事情和加强亲睦方面曾起过较大作用。 “品阿西”是一种换工,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活中,以换工形式解决劳力和畜力不足而随时组织的相互扶助组织。“品阿西”是农活需要一定劳力但只靠家庭劳力不成时组织起来的。其人数由2人到10人以内,带有暂时性倾向为其特征。后来“品阿西”不仅在农活中,而且在家内手工业、房屋建设和修缮、磨米等方面也广泛被利用。 “扫割里”是旱田犁地时为劳力和畜力的互通有无而组织起来的劳力辅助组织。它由有牛的家庭和没有牛的家庭组成一个作业单位(一般3—4户),包括5—6名劳力,他们同时作业但各有分工。一个村落里一般有几个“扫割里”组织,“扫割里”由一般邻里、亲戚之间组成,故这样组织起来的“扫割里”维持时间比较长久。
“读列”是水田地区为有效地进行灌溉、插秧、田间除草等一次性需要很多劳力的作业所结成的组织,一般在田间除草时组织起来。“读列”以村落为单位组成一个,这里包括村中全体男女劳力。“读列”组织有农旗和农乐,农旗一般称为读列旗,旗上写有“农者天下之大本”。农乐根据地方不同有风铮、风物、军物等不同叫法,其乐器以锣、长鼓、元鼓、法鼓等打击乐器为主。成员出去干活或归来时一定让农旗和农乐队打头阵。水田地区的村落一般都有“读列”组织。
“香读”是为葬礼而组成的互助组织。过去,几乎每个村落都有香读组织,每户都加入。该组织的负责人称为督监,在老人中选举。香读平时保管和管理“丧舆”(送葬时使用的大抬架,它是由十几人抬),如谁家有丧事,香读出面操持丧礼,负责动员年轻人抬丧舆和葬礼。过去,许多朝鲜族农村还存有香读,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封建迷信被排除,丧舆也被销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合作化的实现,过去农村建立的各种相互扶助组织也就尽其使命而成为历史。但是,一些互助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为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主管理民族内部事物创造了条件。吉林省延边地区作为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集地区,于1952年9月3日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8年9月15日,成立了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作为在中国较早建立的的民族自治地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指引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
1983年邓小平视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时,曾为延边留下“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得更快更好些”的题词;1991年江泽民在延边曾为留下“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自治州”的题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争创民族团结模范自治州。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照耀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很快,许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位于全国30自治州之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