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就
50年代初期,张大煜紧密围绕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需要的重大课题开展工作,在中国天然石油资源尚未开发的情况下,他组织和发展了中国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页岩油加氢、汽油馏分环化制甲苯等研究,取得杰出成绩,有些成果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完成国民经济重大研究课题的同时,张大煜也很重视基础研究,5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致力于工业上广泛使用的催化剂担体研究,结合水煤气合成石油的钴催化剂和合成氨催化剂的催化性能研究,逐步建立了物理吸附、化学吸附等一系列研究方法,并且提出了表面键理论的设想,并以此为指导,研制成功了合成氨新流程3个催化剂,超过了国内外同类催化剂的水平。通过实践,培养和建立起一支学科配套,有解决综合问题能力的催化科学队伍。随着国家建设对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张大煜在研究所的布局和发展上,及时提出了建议。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先后于1958年和1960年从石油研究所抽调科技力量,建立了兰州石油研究所和太原煤炭化学研究所,他兼任这两个所的所长,为促进内地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早年从事胶体化学和表面化学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云南宜良创办利滇化工厂从事褐煤低温干馏。50年代初在中国天然石油匮缺之时,组建起第一个石油研究所,开展对石油、页岩油和煤的加工工艺和化学基础研究。由他指导的合成油七碳馏分环化制甲苯和水煤气催化合成液体燃料两项研究成果,分别获195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三等奖。60年代组建了兰州石油研究所和山西煤炭研究所,促进了内地科学事业发展。领导催化、色谱、化学激光和化学工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促进了中国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肥工业、高能燃料等方面的进步;组织领导合成氨原料气净化新流程的研究开发,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提供了科研与生产部门合作攻关的重要经验。还提出了表面键催化理论见解,推动了催化化学、化学动力学等学科的发展。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张大煜即对催化过程深感兴趣,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石油研究所内主要接受应急任务,基础工作还相当薄弱,他当时亲自兼任一个课题组长,从物理吸附开始逐步开展有关催化基础研究,首先利用日本人留下的一些玻璃活塞和真空泵,建立了国内最早的两套BET真空吸附装置,又专门请玻璃细工刘兴信(后来任副总工程师,成为玻璃吹制技术专家)来所工作。在国内首先试制成功了真空活塞、石英弹簧以及高真空扩散泵。1955年制成压入水银测孔仪,配合其它大型仪器的建立,初步具备了催化基础研究条件。1953年开始催化剂物性的测定;以后又进一步开展了催化反应机理和动力学的研究,在工业催化剂载体的物理化学结构对催化剂活性关系研究中发现载体(如硅胶、氧化铝、活性碳、硅藻土等)对催化剂有重要影响。1955年,在钴催化剂制备中发现钴硅复合物含量不同时会强烈地影响催化剂的还原和空隙结构。由于水煤气合成反应受扩散控制,因而孔结构会强烈影响催化剂的活性、热稳定性和寿命,从而提出了催化剂制备时对孔隙结构的控制问题。在此基础上还研究了水煤气合成熔铁催化剂的还原和生成孔隙结构问题,1957年开始化学吸咐的研究,在上述钴催化剂上阐明了氢气、一氧化碳吸附与反应性能间的关系。此外还从化学吸附等压线等实验事实出发归为甲、乙、丙三种吸附类型,讨论了表面不均一性所产生的能量图谱,并推论丙型吸附可能与反应活性的关系密切,加上以后大量催化实验事实的积累和对文献中日益增多的数据的总结,逐渐形成“表面键”理论。催化反应特点,在于至少反应物之一与催化剂表面发生了作用而形成“化学吸附键”,此键在本质上与化学键相同,而又区别于一个分子内的化学键。由于催化剂表面所固有的或诱生的不均一性所形成的表面键在键角、键长与键能上会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形成一个表面键谱图。强表面键是弱表面键存在的基础,不强不弱的键在反应中起主要作用,较弱和较强部分都困难于活化而不易发生反应。如何得到表面键谱图以预言催化剂活性,这是表面键理论要解决的关键问题。1062年组织开展这一工作时,微观的表面测试工具,有的尚在初期应用阶段(如红外光谱),有的仍在研制(如各种能谱仪),因而测量表面键谱尚有困难。当时,一方面是从表面振子模型出发,从理论上分析表面覆盖度对催化反应的影响,同时测量在反应条件下表面的真正覆盖度,从而设法求得在这种覆盖度下表面键能;另一方面研究吸附等压线的规律,试图以等压线的某些特征判断表面覆盖度与反应之间的关联,研究吸附热与表面键的联系。从表面振子模型出发,推出了吸附等压线上极大处温度与催化剂德拜温度接近。在实验上进行了铁、镍等催化剂的一系列等压线的测定,包括与吸附和混合吸附等压线;第三方面是反应机理的研究,如甲酸分解机理随表面键强弱的变化而不同。在镍催化剂上乙烯加氢机理研究中,探讨预吸附氧对表面键的影响。当时还进行了铂、镍催化剂上吸附一氧化碳的红外光谱研究,以期从微观角度接近表面键问题,1964年后他又提出了表面振子模型如何发展,覆盖度与表面键有什么规律,如何沟通催化剂微观和宏观的表征参数等比较深入和具有吸引力的研究课题。“文化大革命”时强调应用研究,停止研究“表面键”后,张大煜承担了合成氨原料气净化新流程3个催化剂攻关任务并任组长,经过研究所和化工设计、生产部门的大力协作,发挥催化基础积累的作用,不到一年,就研制成功了3个高效催化剂并在工业上迅速推广,为中国合成氨工业的技术改造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家经委、科委誉为协作攻关成功的典范。 科学组织工作中的远见卓识
张大煜十分重视从实际中提出应用性很强的课题,也安排必要和可能的基础研究。在集中力量开展石油化学的研究中带动了催化和色谱两门学科的发展,并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57年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去该所检查工作,总结了“任务带学科”的经验并在全院推广。早在1956年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周恩来总理一再提出科学院要十分注意基础研究,建国10年来,张大煜在完成应用研究任务过程中一再感到基础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此时产业部门石油化学研究队伍业已成长,为避免研究工作中的重复,并提高研究水平,1960年,张大煜提出了表面键理论,以加强基础研究。1961年11月,大连石油研究所正酝酿改名为化学物理所时,所内一度思想比较混乱。张大煜和当时的所党委书记白介夫一起,在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明确了化学物理所的方向和任务、主要发展的科学领域(催化、色谱、燃烧和动力学,金属有机、化工和物质结构组成综合的研究力量和建立强有力的技术系统),并制定出化物所的长远规划,这对化物所成立后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张大煜总结出科学组织工作中的6大关系①处理任务和学科的关系,以任务带学科,学科的发展促使为国家解决更多更大的任务;②挑选任务和课题应以国家“最重要”的为前提,本着我们“最合适”的尺度,严肃灵活地挑选;③“赶与超”、“远与近”、大与小”等关系;④集中与分散的关系;⑤学术民主与学术领导两方面的统一关系,就是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⑥处理专业研究和设计、生产单位的关系。在蓬勃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化物所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全盛时期,1966年初被中国科学院和中共中央东北局树为大庆式的“红旗单位”。郭沫若院长和国家科委韩光等领导都曾到化物所进行考察。郭沫若还写了《水调歌头》一阙以示嘉勉,其下阙云:“出成果,驱虎豹,御熊罴,赶超任务,重担争挑乐莫支。攻破尖端堡垒,满足国民经济,接力把山移,永蓄愚公志,长颂冬云诗。”正当张大煜带领化物所全体职工奋发图强,攀登科学高峰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化物所的科研人员受到了摧残,科研工作受到了破坏。张大煜被迫停止参加科研工作,但他坚信乌云终会过去,1972年,他获得“解放”。当时,他获悉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丙烯氨氧化催化剂,在此启发下,1973年他提出了建立“催化剂库”的建议,组织力量对国内外各种类型的工业催化剂开展规律性的研究。这个建议得到研究人员和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他还写成国外工业催化剂的研制中“理论走在前头”的成功的10例提纲,意在科研人员中引起学术讨论,以改变当时科研工作的混乱局面,加强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1973年,他又受到“四人帮”的反复批判,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催化剂库”的设想也随之夭折。1976年10月,“四人帮”打倒以后。张大煜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新的工作,他回忆道:“我深深庆幸这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10余年来的经历,虽然我在家庭和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我们要以春蚕吐丝的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力量。”张大煜晚年还热情支持开展新的科学领域的研究,如磁场对化学反应影响等基础研究,他看到胶体界面科学在三次采油中的重要作用,热情关心并支持强化采油中界面现象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直到他病逝之前,仍然为恢复和发展表面键的研究而呕心沥血。(作者:俞稼镛)感谢葛春霖、段超人、张丰胄、陈荣、庄叔贤先生提供有关资料和素材以及李宗琦、王之玉、王涵慧、赵濉在撰稿中的协助。 •学术论著
张大煜在胶体化学、吸附和催化作用、催化剂研究、水煤气合成、表面化学研究等方面发表过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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