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表见
宋孝宗即位后,周必大拜官起居郎。直接到孝宗面前奏事,孝宗说:“朕过去看过你写的文章,把你的近作拿来看看。”孝宗当初亲临经筵,周必大奏道:“经筵并不是分析文章讲解句子的地方,想从容不迫地了解情况,增益于圣德,就要探求治理之本。”
之前,左右史之职空缺,史料记注中断、累积许多,周必大奏请必须记下君臣的言行举止,他日夜兼程修史,每月一次呈给孝宗看。孝宗便命周必大兼任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又兼权任中书舍人。 周必大在经筵侍讲时,曾论及边境事务,孝宗为四川感到担忧,周必大借机陈说蜀中百姓困苦已久,希望能减少四川的赋税。又应孝宗诏令条奏十事,都切中时弊。 此后又权任给事中,他在任内封驳政令失当之处,不用权贵、宠臣。当时,翟婉容对官吏进行升调时违反有关法令,周必大竭力争执,认为此举不妥。孝宗说:“原以为你只会写文章,没想到你如此刚强正直。”金国索取绍兴和议时的旧礼,周必大一一上奏,请求改正敌国称呼,金国为之气沮。 隆兴元年(1163年),周必大与金安节等上疏回驳孝宗授宠臣龙大渊、曾觌为知閤门事的任命,但孝宗仍重申前令,周必大因此请求外出奉祠。 乾道四年(1168年),周必大出知南剑州,之后又改任提点福建刑狱。他在入宫承对时,希望孝宗朝廷内外举荐文武人才,分别把他们的长处记在一本册子上,藏于宫中,以备缓急之用。
乾道六年(1170年),任秘书少监兼权任直学士院,并兼领史职。当时的制书草拟仿效汉宣帝时制度,为郑闻起草、周必大定稿,最后由孝宗修改。周必大上奏批评西汉诸臣,希望孝宗不可有轻视儒士的名声。孝宗喜爱他论述精辟,知识广博,甚至希望与他日夜讨论文章。 孝宗加太上皇(即高宗)尊号时,周必大认为不应称“嗣皇帝”,应称“皇帝”,孝宗采纳。赵雄出使金国时,要携带国书,朝廷讨论受国书的礼节。周必大立即具体草拟,大致内容是:“尊卑名分之定,有人计较等级、威风;叔侄亲戚关系,难道还计较是坐着还是站立。”孝宗对此颇为赞赏。 后兼权任兵部侍郎,周必大奏请敬重侍从以储备将相之才,增设台谏官以广开言路,选择监司、郡守以补充郎官的不足。不久,权任礼部侍郎,兼领直学士院,并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 一天,孝宗令周必大同王之奇、陈良翰到选德殿应对,孝宗从袖中拿出手诏,举唐太宗与魏徵关系之例,询问他在位久,却未成功绩,治政的好坏及他自己不能发觉的解决办法,命周必大等尽言对错。周必大认为孝宗频繁更换将领与郡守,是两大弊端。孝宗赞同,便革除这两种弊端。江、湖二州干旱,周必大请求捐出南库钱二十万代民交税,孝宗很是赞赏。 乾道八年(1172年),周必大兼任翰林侍讲,又兼中书舍人。不久,他辞去直学士院之职,得到批准。外戚张说再次拜为签书枢密院事,给事中莫济封驳回录黄,周必大奏道:“过去全朝廷的人都认为张说这个任命不适合,陛下自己也知道错了而加以制止了。未到一年,这个任命又下发。贵戚参预政事,公私两方面都受到损失,臣不敢草拟此令。”孝宗迅速让王〈日严〉草诏,贬二人为宫观官。张说公开奏章内容,并荐举二人,莫济和周必大于是分别被贬至温州与建宁府任职。莫济接到任命立即离朝,周必大到丰城后称病而归。莫济听说后很后悔自己的行动。周必大三次请求担任宫观职,他因此名气更大。 淳熙二年(1175年),除任敷文阁待制兼侍读,暂代兵部侍郎,并兼直学士院。孝宗安慰他说:“你不迎合别人,不附会权贵,朕十分倚重你。”随后正式任兵部侍郎,不久后又兼任太子詹事。他上奏说:“太宗(赵光义)储备人才,为真宗(赵恒)、仁宗(赵祯)所用;仁宗储备人才,为英宗(赵曙)、哲宗(赵煦)所用。自章惇、蔡京打击士气后,最终导致外族入侵之祸(靖康之变)。秦桧嫉妒刻薄,驱逐人才,其弊端遗留至今。希望陛下在闲暇之时储备人才。” 孝宗常亲临球场,周必大说:“臣固然知道陛下不会忘记检阅战备,然而太祖(赵匡胤)二百年的天下,其希望在于圣上的勤勉,希望陛下自爱。”孝宗脸色一变,说道:“你的话很忠心,是不是为了预防衔橛之变(意外发生的事故)?朕正以国仇未报、耻辱未雪为念,不想自寻安逸。”后升兼侍读,改任吏部侍郎,拜翰林学士。 当时天上下了很长时间的雨,周必大奏请减少后宫供给,松缓对浙郡长期以来积欠的租税的逼责,令省部讨论对百姓抚恤之事。周必大在当值时被孝宗召见,上言:“金星靠近前面的星,武士踢球,太子参与,臣很担心。”孝宗让周必大把这些话转告太子,周必大说:“太子是人子,陛下令他驱驰,臣怎么敢劝他违抗命令,陛下不要命令他就可以了。” 周必大乞求回乡,未得到批准。孝宗想召人为他分担职责,于是问周必大:“吕祖谦能写文章吗?”周必大回答说:“吕祖谦的涵养很深,了解典故,不仅仅工于文字。”旋即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又升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孝宗令礼官讨论明堂典礼,周必大建议祭天与祭地分别举行。之后又受旨撰写《选德殿记》及《皇朝文鉴序》。周必大在翰苑近六年,制命文字温和、雅致,考虑事情周到、全面,是一时文学侍从之臣中的第一人。有人说他再次入翰苑任职,实际上是曾觌所荐,而周必大不知道真相。 淳熙七年(1180年),周必大拜官参知政事,孝宗说:“执政与宰相,本来应当和睦而又有不同之处。在这之前宰相论述某事,而执政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这是为什么?”周必大说:“大臣本来应该相互支持或反对。自从秦桧当权后,执政不敢说一句话,以后便成为理所当然。陛下虚心请教抛开自己的尊严,大臣哪敢自以为是?只要小事不敢隐瞒,那么大事又有什么理由要隐瞒。”孝宗深以为然。当时久旱不雨,孝宗下手诏求直言。宰相认为此诏一下,各州郡都会乞求赈济,如何应付,于是约周必大一起上奏反对此令。周必大说:“陛下想了解下面的情况,而我们却要加以阻拦,怎么可以堵塞公众的言路呢?” 有人借助后妃的引荐请求为郎官,孝宗把此事交给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处理,周必大说:“台谏、给舍与三省互相牵制,怎能禀承旨意办事呢?不听从旨意有失于礼节,听从了又有损于法则。旨令下达之日,我们应当一起上奏。”孝宗高兴地说:“肯如此任劳任怨吗?”周必大说:“应该给而未给就会有怨恨,不当给而不给,有什么怨恨呢!”孝宗说:“这是负责任,不是任怨。”
淳熙九年(1182年),周必大拜官知枢密院。孝宗说:“每次看见宰相不能处理的事情,你用几句话就解决了,三省根本不能少了你。” 山阳过去有屯兵八千,雷世方乞求只差遣镇江一支军队五千人驻守山阳,周必大说:“山阳控扼黄河口,如果今天减少驻军而后又增加驻军,必然导致敌人的怀疑。扬州武锋军本来驻守山阳,不如每年拨三千人,与镇江五千人一同驻守山阳。”郭杲请求把荆南军队一万二千人移至襄阳永久屯守,周必大说:“襄阳固然是要地,江陵也是江北的襟喉。”于是留下二千人驻扎江陵。孝宗问:“金主(完颜雍)已经回到上京,并分派他几个儿子镇守各地,要怎么办?”周必大说:“敌人的恫吓可能只是虚探,正担心我们先行动。我们应当静守,只是边地将领不可以不精心选拔。” 淳熙十一年(1184年),周必大担任枢密使。孝宗说:“如果边境出事,宣抚使之职只有你可胜任,其他人都不行。”各位统帅呈上各军升迁名单,周必大不时点名召见一二人考察其才能优劣,统帅十分恐惧,不敢容于私情。周必大创行内外诸军点式法,对分散在外的军队就亲自去检阅。池州李忠孝自陈有二名正将不能拉开弓,乞求罢去他们的军职。孝宗说:“这是枢密使措置的效果。” 金州谋求军帅,周必大说:“与其让人私下举荐,不如正大光明地选报。”孝宗命令侍从、管军举荐将帅。有人传言大石林牙将要加兵攻金,忽鲁大王分别占据上京,驻守边境的大臣与西夏订立盟约。周必大一概不理会,劝孝宗持重,不要轻举妄动。后证明所传的话果然都是妄言。孝宗说:“你真是有先见之明。” 淳熙十四年(1187年)二月,周必大担任右丞相。他首先上奏道:“现在国内外安定,这种安定局面大约将近有二十四年了,这正是令人担心之时,应考虑国家的长远之计,不可以频频更改治国方针以图速强。”秀州乞求减去大军总制钱二万缗,官吏请求核审是否合适,周必大说:“这难道是审核的时候?”立即蠲免了秀州的总制钱。密封的奏章多说大臣们的同异,周必大说:“各尽所见,归纳到一处,怎么可能还相同呢?陛下恢复祖宗过去的制度,令三省反复阅读奏章后行动,正是想使上下互相牵持,并不是只是奉行文书。”
高宗逝世后,朝廷议定根据显仁皇后(高宗生母韦氏)逝世时的例子,派三位使者报告金朝。周必大说:“今天的事很特殊,不应当害怕敌人而曲意顺从。”阻止了派使者之事。金朝的贺正使来到宋,有人请求皇上暂且穿淡黄袍在御殿接受国书,周必大执意不肯。孝宗便身着素色丧服,在帷幄中接见金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