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清朝廷派往东南亚视察的查岛委员王荣和、余璀会将他们在暹罗(今泰国)的所见所闻向皇帝作了汇报,在他们的会禀中有这么一句话:“查暹罗国王百年前系潮州郑氏,在位十数年。”这位曾当过暹罗国王的中国潮州人就是泰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英雄、吞武里王朝的创建者郑王大帝,也即是被梁启超誉为“中国四大殖民伟人”之一的郑昭(昭在暹语中为王的意思)。他的中国名字叫郑信。 披耶达信
郑信的祖籍在中国广东省澄海县华富里村,父亲郑达,又名海丰,是一位被乡绅视为歹子(浪子)的贫穷农民。清雍正初年,郑达在乡间难以立足,不得不随私下在中国到暹罗间从事贩运贸易的木帆船南渡到暹罗谋生。他起初在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城的下层社会中艰难奋斗,后来赌博赢了钱,又取得了京城赌场的承包权,开始发达,于是更名郑镛,并得到了国王赐予的“坤拍”爵位。他娶了一位名洛央的暹罗姑娘,1734年4月17日生下了郑信。不久,郑镛去世,郑信被财政大臣昭披耶却克里收为养子。在泰国的华人中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某日昭披耶却克里路过郑信的摇篮边,看见摇篮盘着一条七锦大蟒蛇,他认为这孩子必为异人,于是将他收为养子。这传说极具中国神话色彩。其实昭披耶却克里当时膝下无子,郑镛住在他的领地里,郑镛死后他看到郑信长得可爱,便认其为养子。郑信被昭披耶却克里收为养子后就和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开始接受暹罗的传统教育。掌握了泰文、中文、越文和梵文。十三岁,他被任命为御前侍卫。二十岁时依例入寺剃度为僧。三年后还俗。不久,他被派到达府任职,很快便封爵为“披耶”,晋升为达城的军政长官。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他为披耶达信。 1765年底,强盛的邻邦缅甸分兵两路入侵暹罗,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首都阿瑜陀耶城边。暹王匆忙组织决战,但随即被击败。缅军包围了京城。郑信闻讯率部驰往勤王救援。他奋力作战,数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可是大臣们却因他擅自下令燃放大炮攻敌而一再进谗言。暹王对他也不信任。1767年1月,暹王集中了兵力,分六路大规模出击,企望一举打破敌军的包围,谁知却惨败而归。郑信的部队负责殿后,被守城统帅关在城外,进退维谷。郑信于是拼命杀出重围,带领仅剩下的五百名泰人和华人组成的士兵,日夜兼程,向南方急速退去。路上,他两次击退了追兵。在那空那育府附近的菩三浩村的一场遭遇战中,他又利用有利地形,以少胜多,击溃了一支二千多人的缅军,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在乌云压顶的艰难时期,达信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暹罗人民抗敌的斗志,披耶达信的名字迅速地传遍暹罗各地。沿途的民众踊跃参军,不少地方官吏也纷纷带领部属前来投奔,郑信的部队迅速壮大。二月到达南方罗勇城时,已拥有了一万多人枪,还有一支战象队。于是郑信宣布自立为王。准备以南方为基地,联合各地方势力,进行抗缅的战争。 罗勇城的统治者披耶罗勇对郑信的到来表面上欢迎,暗地里却调兵遣将,想将郑信的部队吃掉。郑信得到消息,先动手把披耶罗勇抓了起来,控制了罗勇城。东南海边的尖竹汶府,是一个未遭受过战争破坏、人口密集的富庶地区,郑信想与披耶尖竹汶联合,使自己的军队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他写了一封信给披耶尖竹汶,但披耶尖竹汶不置可否,只派人送来了四牛车大米。这时郑信截获了缅军给披耶尖竹汶的劝降信,他命令将信依然送往尖竹汶,自己屯兵于尖竹汶附近,等待披耶尖竹汶作出抉择。在等待的时候,传来了阿瑜陀耶城于4月7日被缅军攻陷,国王波隆摩罗三世饿死于逃亡路上的消息。郑信决定不再等待,他攻占了尖竹汶城附近的几个村寨,又移兵征服了附近的春武里城。披耶尖竹汶终于派来了四名和尚使节,请郑信前往尖竹汶。然而这是个幌子,尖竹汶的兵马已半途埋伏,准备趁郑信渡河时发动突然袭击。幸好郑信的侦察兵得到了这一情报,于是他们改变行军路线,抄小路来到了尖竹汶城下。郑信以披耶尖竹汶是三等城市长官应亲自出城迎接一等城市统治者披耶达信为由,三次回绝了披耶尖竹汶的进城邀请;披耶尖竹汶也拒绝了郑信提出的撤走守城部队的要求,一场大战已势在难免。也许郑信早就听说了中国巨鹿之战的故事,他也象巨鹿之战前的项羽一样,下令将行军锅全部砸掉。他告诉士兵们:“今晚一定要拿下尖竹汶,到城里吃饭,否则只好饿死!”他骑着战象,率先向尖竹汶城冲去。激战中,座象受了伤,象奴担心他的安全,将大象往后赶。郑信勃然大怒,举刀要杀象奴,象奴慌忙求饶,用匕首刺向象背。大象负痛狂奔,一下子把城门撞开了。郑军士兵趁机一拥而入,攻占了尖竹汶城。 紧接着尖竹汶的攻占,达叻城也宣布效忠于郑信。这样,暹罗东南沿海地区便全部统一于郑信的旗帜下,抗缅复国有了坚实的根据地。经过一番准备,1767年10月,郑信率领拥有百艘战船的大军开始挥戈北伐。当时的形势极有利于郑信所领导的这场正义战争:缅甸侵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已激起暹罗人民的共愤,郑信的军队得到了各阶层广泛的支持;缅甸当时正与中国交恶,其侵暹主力部队已调回国以应付清朝军队的进攻,只留下一支部队在阿瑜陀耶城附近的重镇三株菩提树。因此,郑信的军队所向披靡。11月6日,他们顺利地攻下暹奸乃通因镇守的吞武里城,直指阿瑜陀耶城。留守的缅军大将苏基着了慌,急忙派副将蒙耶率兵前往堵截。可是蒙耶被郑信浩浩荡荡、士气旺盛的大军吓蒙了头,不战而逃。苏基无奈,只好自己上阵抵挡。结果也是螳螂挡车,顽抗一阵后看看已是四面楚歌,只好举旗投降。郑信顺利地收复了阿瑜陀耶城,距阿城陷落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郑信光复阿瑜陀耶城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收揽人心。他收留、安抚旧王朝幸存下来的皇亲贵族,又派人寻找并发掘出先王的遗体,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火葬仪式,对旧王朝的官吏,也尽量给予安置,还散财施食于民众。鉴于阿瑜陀耶城已被缅军烧毁,只剩一堆残垣断壁,京城一带的人民也十之八九被缅军掳住缅甸,人烟稀渺,因此郑信决定将首都迁往吞武里城。因建都于吞武里,史称吞武里王朝,郑信也因此被称为“拍昭恭吞武里”。 统一暹罗
阿瑜陀耶城的重光标志着驱缅战争已取得了胜利,国家又重新获得了独立。但吞武里王朝建立的初期,形势仍十分严峻。强邻缅甸还在虎视眈眈,暹罗国内却四分五裂,群雄竞起。吞武里王朝虽然拥有了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吞武里、阿瑜陀耶等中心地区,但往北有统治着那空素旺、彭世洛一带的“銮候”和统治难府、帕府一带的僧侣封建主“枋长老”;往南有控制马来半岛六坤城一带的“穆锡卡王”;东北方则有披迈城的统治者“贴披碧”。此外,还有许多小的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大大小小、各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封建主互相攻城略地,将国家搞得残破不堪,迫使人民流离失所,同时也构成了对吞武里王朝的威胁。于是,在驱逐侵略者后郑信又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统一战争。 昭披耶彭世洛(銮候)是各割据势力中最为强大,对吞武里威胁最大的一股力量,郑信首先对他进行了征伐。1768年,郑信率领以水军为主力的大军发起了进攻。然而昭披耶彭世洛早料到这一着,当郑信的船队溯着雨季湍急的河流艰难地来到滨河河口时,早就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的彭世洛大军突然发动了猛攻。战况极为不利,激战中郑信腿部又受了伤,只好下令撤回。第一次出征失败。郑信并不气馁,雨季刚过,伤也痊愈,他又开始了扫荡封建割据势力的战争。这时,击退郑信后便自立为暹罗国王的昭披耶彭世洛已经病逝,继位的帕膺它阿阁正忙于应付枋长老的进迫。郑信乐于看他们双方去鹬蚌相争,便把矛头指向了披迈城。披迈的统治者贴披碧收罗了前国王的一个庶出王子吉多罗,打着他的旗号,准备挟天子以令诸侯,引老挝为外援,问鼎天下。他得到郑信军队两路进攻的消息,便命摄政王素里耶汪沙和摄政王的幼子哇罗汪砂提罗各领一军分途拒敌。
但哇罗汪砂提罗甫经交锋便溃不成军;摄政王遇上了郑信亲率的主力,也战未数合便当了俘虏。在披迈的贴披碧得到两路俱失的消息,慌忙携眷向万象逃窜,途中也被郑信的追兵所擒杀。披迈的割据势力被彻底消灭。同年年底,彭世洛被枋长老的军队攻陷,国王帕膺它阿阁被杀。
1769年4月,郑信开始远征暹南的六坤。起初,他派昭披耶却克里(名穆)为主将,通銮、汶吗和披耶碧差武里为副将,统兵五千从陆路进发。由于将领不和,首战失利,披耶碧差武里战死,昭披耶却克里之子被俘,军队退守猜也。汶吗派人驰奏郑信,说昭披耶却克里心怀不轨。郑信分析后认为毫无根据,他把汶吗召回,另派昭披耶宋加洛率陆军前往增援,自己则带领水军从海上进攻。10月6日,船队战胜了风暴终于抵达六坤港口。六坤王帕巴腊没料到郑信军队突然出现,仓促应战,兵败弃城投奔北大年。郑信勒令北大年交出了六坤王。但鉴于六坤僻处半岛,难以管理,六坤王家族在当地又有一定威望,他封了六坤王的一个侄儿为“昭披耶六坤”作为六坤的行政长官,选了六坤王的一个女儿为妃,以示羁縻,又将六坤王一家带往吞武里养起来。六坤便归属了吞武里王朝。 四个最大的割据势力只剩下枋长老了。枋长老是个野心勃勃的假和尚兼封建主,自阿瑜陀耶王朝覆没后他就自立为王,四处封官。他手下有一支穿红袈裟的军队。这支军队臭名昭著,名为和尚,却饮酒吃荤,娶妻宿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靠这支军队打下了彭世洛。彭世洛、披集及其附近城镇的居民纷纷逃避到吞武里投靠郑信。枋长老又向郑信的地盘扩张。首当其冲的乌太他尼和猜纳纷纷向吞武里告急。郑信决心将这个最后的大障碍拔掉。他派披耶披差和刚赐予披耶爵衔的汶吗各带一支陆军出发,自己带领水军溯河而上。经一番战斗,他攻下了彭世洛城。在汶吗、披差的陆军赶到后便集中兵力攻克那空沙旺城。接着便长驱直入,向北挺进。枋长老屡战屡败,看到大势已去,便逃到清迈投靠缅甸人。大封建主被消灭后,各小割据势力都纷纷易帜,宣布效忠于吞武里王朝。 1770年11月14日至16日,吞武里皇郑信在彭世洛城举行了三天隆重的庆典,庆祝国家的独立统一。
中南半岛的霸主
经过努力,暹罗的国力开始增强,自阿瑜陀耶王朝后期以来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开始扭转。郑信在位期间,暹罗与缅甸一共有九次大规模的较量。虽然这些战争仍大多是以缅甸的入侵为导火线,但暹罗军民已经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击退侵略者,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尊严。1774年,郑信从缅甸人手中夺回了北方重镇清迈,使这个分离数百年的小邦重归暹罗怀抱。较量结果以吞武里王朝的胜利而告终。
胜利鼓舞着郑信去追求更多的荣耀。1771年,郑信率水师消灭了安南(越南)南部河仙的莫士麟政权。又水陆并进,直指金边,赶走了亲安南的柬埔寨王乌迭·安东,另立新王,使柬埔寨重新成为暹罗的属国。1776年,郑信出兵灭掉了老挝境内的独立小邦占巴塞,俘虏其国王,扩大了暹罗的版图。1778年,万象发生内争,郑信趁机支持一派,遣大军水陆夹攻万象,围城两月,迫其开城投降。万象及其附近的琅勃拉邦也成了暹罗的藩属。在与缅甸和安南争夺中南半岛控制权的斗争中,暹罗逐渐占了上风。昔日阿瑜陀耶王朝全盛时夺取的中南半岛霸主桂冠又重新戴到了郑信的头上。 郑信与中国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许还有血缘的关系,郑信当上暹罗国王后便急于与北方的强邻大清帝国建立友好关系。他遣使到中国告捷,称:“……自遭缅匪侵凌,虽复土报仇,绍裔无人,群吏推昭为长,遵例供献方物。”1768年,郑信委托中国广东船商陈美生呈书清政府,希望中暹两国继续友好亲善,并请求清朝象过去敕封阿瑜陀耶王一样也敕封他为暹罗王。乾隆皇帝当场将郑信的文书掷还,还命军机处以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名义,回了一封措词严厉的饬文。 郑信接到回文后尽管极为失望,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与中国修好的努力。1771年8月,他命人解送一批缅甸俘虏进献北京。这一次乾隆皇帝不再那么硬绷绷了,他指示李侍尧:“不必概付不答,绝之太甚,自应即以该督之意,酌量赏给缎匹。”郑信看到事情有了转机,便一再主动通好。他送还了从缅甸人手中解救出来的中国被俘士兵,数次送中国商民回国,又一再献上缅甸俘虏。终于,乾隆皇帝对郑信的看法有了改变,他指示李侍尧,如暹罗再有请求敕封,不必再予拒绝。
根据皇帝的意思,清朝官方的文件自1772年起就将郑信称为“郑昭”了,而不再象过去那样轻蔑地称他为“暹罗国夷目”或“丕雅新”、“甘恩敕”了。这等于已正式承认郑信为暹罗国王。
两国关系迅速恢复。1775年,乾隆皇帝打破不准军火物资出洋的规定,同意卖给暹罗五十担硫磺和五百口铁锅。翌年,又卖给硫磺一百担。事后,乾隆谕示两广总督杨景素:“此后该处若再需要,仍当准其买回。”1777年7月,郑信派三名使节航海到达广东,他们带来了要求建立正式关系的文书,清朝首肯。1781年7月,一个包括王子銮利陀提奈毗罗和诗人摩诃努婆在内的暹罗使团乘坐十一艘满载象牙等贡品的大船抵达广东,在广东官员的护送下,次年正月使团到达北京,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隆重宴请。7月,使团回国,随船载回了大量建筑材料。可惜这时吞武里王朝已不复存在,于是这批本来准备兴建郑王皇宫的材料便成了曼谷新王朝皇宫的基础。 明末清初,就有不少闽粤商人不顾本国政府的禁令,私下驾船往返于中暹两国进行易货贸易。渐渐地,他们中的一些人便留居在暹罗,一些象郑信父亲那样贫无所依的破产农民也随船前往暹罗谋生。这些早期的华侨与暹罗人民和衷共济,为开发暹罗、保卫暹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郑信手下就有不少华人组成的部队,涌现出一些象宋加洛守将陈联那样的著名华人将领。他们为吞武里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郑信即位后许多华人被任命为军队首长、地方官吏,有的则当了政府的包税商。他们获得了处理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在暹罗南部沿海地带,华人的地位尤其显著。这给中国商人的对暹贸易和中国移民的迁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上郑信对华侨实行免征人头税等等优惠政策,所以吞武里王朝期间,出现了中国东南沿海贫民大量移居暹罗的浪潮。特别是郑信祖籍广东潮州地区的移民所占比例最大,他们被称为“皇族华人”。在吞武里对岸的曼谷,当时形成了一个华人聚居区,并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区。中国移民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暹罗劳动力紧缺的困难,加快了暹罗经济复苏的步伐,因此,继吞武里王朝而起的曼谷王朝依然继承了郑信对华侨采取的优惠政策,中暹民间贸易继续进行,中国移民源源不断流向暹罗。 巨星陨落
危机首先来自于郑信在佛教问题上的失误。暹罗是佛教国家,全国上下大部分人都信佛教。郑信自己也是一个佛教徒,他在位初期为暹罗佛教的重兴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后期,郑信为严格控制佛教势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对北方僧侣的整顿。枋长老的政权被消灭后,郑信对仿长老领导下的众僧进行了一次大清洗。郑信性格变得极为暴躁,偏信多疑,下属动辄得咎,被乱加酷刑。而且他还鼓励民间互相告密,将许多被告的中上层人士不加分辨一律抓了起来,使人人自危。
另一危机来自于政治制度上的失误。郑信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阿瑜陀耶王朝的一套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特别是萨克迪纳制,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生产力,加速了政权的腐败。郑信为了争夺地区霸权而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不单使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动摇了国本,而且不得不越来越依仗军功贵族们,助长了以通銮(“穆”逝世后继任“昭披耶却克里”)为首的军功贵族势力的膨胀,削弱了中央集权。 1780年,柬埔寨发生内乱,郑信扶立的柬王安农被害。安南王阮福映趁机插手,想将柬埔寨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782年,郑信动员了二十万大军,由昭披耶却克里(通銮)率领,浩浩荡荡前往讨伐。就在大军抵达前线之时,后方却发生了骚乱和叛变。 在柬埔寨洛韦与安南军对峙的昭披耶却克里很快便接获郑信被推翻的政变的消息。他一面急令镇守呵叻的侄儿披耶素里阿带兵奔赴吞武里控制局势,一面将随军主管后勤的王子昭水囚禁起来,迅速与安南统帅阮有瑞达成停战协议,回兵吞武里。披耶素里阿已先此到达,打败了皇侄格龙坤阿奴拉颂堪;抓住了披耶讪,并强迫郑信还俗,关了起来。7日,郑信被以暴乱罪处死,昭披耶却克里在群臣拥戴下登上了王位,史称“拉玛一世”。“拉玛一世”将首都从吞武里迁到对岸的曼谷,建立起了绵延至今的曼谷王朝。 兰芳会
南洋[中文地理词语]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罗芳伯乡试不第,“乃怀壮游之志”,漂洋过海,登上婆罗洲(今西加里曼丹岛)。到了东万律,罗芳伯最先建立的是兰芳会,一个以保护华人社团为业的组织,其实就是一个帮会,主要的对手是天地会。经过多次交手,天地会灭亡,兰芳会发展壮大。当时,东万律面临内忧外患,内部互相争斗外部又有强邻入侵,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联合东印度公司,曾多次向坤甸一带发动武装侵略。罗芳伯和他的伙伴,和当地人一起,协助当地苏丹首领平了土著人的叛乱,得到了首领的嘉奖,将东万律划归罗芳伯管辖。这块地方有10多万人及南北几十公里的产金地,吸附华人数万,土著好几十万,顺理成章地成立了巨大的经济实体—兰芳公司。 公司成立后,罗芳伯一个个收拾了当地四分五裂的各种华人团体、商会、村寨,消灭了所有对手。这时的兰芳公司已经摆脱了先前的帮会性质,正式以一个军队的面目出现了。
1776年,罗芳伯将“公司”改为“共和国”,建立了自治政府。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当时,大家推荐罗芳伯为国王,罗芳伯不同意以王相称,后由各代表商议建立兰芳大总制,称罗芳伯为"大唐总长"或"大唐客长"。但他向北京派遣使者前去朝贡时,仍然使用的是“兰芳公司”的名义。
罗芳伯任总长19年,于1795年在西加里曼丹病逝,终年58岁。罗芳伯病故后,由江戍伯继任其位。 兰芳国110年历史中,前后共有12位元首。元首的更迭,用的是一种介乎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罗香林的《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清乾隆年间,广东嘉应州有罗芳伯者,侨居南洋婆罗洲(Borneo)西部之坤甸(Pontianak),垦辟土地,策众采矿,并助土著苏丹,平定祸乱,一时侨民多归依之。东征西讨,所向披靡,苏丹知势力不敌,因分土而治。芳伯乃为之奠都邑,定官制,修军备,开商场,兴矿冶,抚民庶,建元兰芳,建国号曰兰芳大总制。受推为大唐总长,盖为一有土地、人民与组织,及完整主权之共和国焉。”基本上这就一锤定音啦,兰芳就是共和国。这个论断,被广泛接纳。互联网上,如果你搜寻“已经消失的国家”,兰芳是其中一个。 共和国特征
张永和、张开源采纳的自然也是罗香林的学说。根据《罗芳伯传》,兰芳的确具有共和国的一些特征:
有首都(在东万律Toeng-wan-loet),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还分为省、县、乡三级。各级官吏均由民主选举产生,政务的裁决,也由大家来公断。这一条是人们判断兰芳是不是一个国家,以及是不是共和国的关键。
政制分司法、军事、财政、经济、教育5部分。
军备方面,开办军械厂,铸造兵器,除军事战略要地派驻少量常备军外,其他地方没有驻军。平时大家各安本业,抽调适龄青年练习射击,一旦有事,就征召这些青年组成军队(很像当今的预备役)。
财政方面,设税收督察官,实施征税来充实国库;征收商人的货物税,并且以出口创收为原则。
经济方面,积极扩充市场。
教育方面,举办汉文学校,聘请儒士执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重点。
司法方面,以天地会纲领为基础(兰芳公司在与天地会进行了艰苦的军事斗争之后,吞并了天地会,所以天地会比较系统完整的纲领也被兰芳吸收),进而修订为普及易行的法规。
张永和、张开源说,兰芳还确定了自己的国旗,规定以各式汉服为国家礼服。 但是,来看东万律丛林中的“罗公芳柏之墓”,墓柱下石刻的《罗公史略》,应是其盖棺之论,其中清楚地写道:
“罗公芳柏、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石扇堡人。……定鼎东万律,创建兰芳公司基业。”这“定鼎”一词,微妙地改变了事情的性质,你可以说是定都,也可以说是定总部的所在地。
唯一不称王的华人国王
按照《罗芳伯传》的说法,当地统治者苏丹与罗芳伯签约割让土地给兰芳自治,“其所割让的土地,计东界万劳,西界卡浦斯河,南界大院、上侯、双沟月之线,北界劳劳、山口洋、邦戛之线,纵横数百里……”幅员辽阔,人口也达到百万之众,地地道道的国家,可为什么这个墓志铭上,偏要称“公司”呢?
其实,像罗芳伯这样的中国移民,在当时社会里叫“天朝弃民”,根本没有社会地位。当时是乾隆年代,中国繁荣昌盛,朝廷威权无处不在。罗芳伯他们不敢称孤道寡,怕犯一个谋逆之罪,自己远离故土倒不要紧,连累身在故国的宗亲友人那才是麻烦。中国人骨子里始终认同祖国,不管走得有多远,都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罗芳伯他们也是一样。反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被清廷接纳为一个地方政府,一来可以光宗耀祖,二来也可以利用祖国这个靠山,抵抗来犯的欧洲人。事实上,清廷虽然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兰芳国,但罗芳伯派出的使者至少见到了乾隆的重臣,使得对兰芳觊觎已久的荷兰人有所忌惮,一直不敢造次。直到1886年,见清廷衰败,荷兰才大举进攻兰芳,灭掉了这个华人在海外建立的国家。
拥有百万人口,战时可以全民皆兵的兰芳国,败在远道而来的荷兰人手下,据说主要原因是武器太差。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实行什么体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经济的实力、科技的实力,以及军事的实力。
华人在海外建国,历史上并不少见。罗芳伯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他是唯一一个不称王的。
戴燕王国是广东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的一个王国,王位世袭,存在时间是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叶,历4代国王70余年。于19世纪中期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 戴燕王国的第一代国王为吴元盛,原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县区)人,清朝乾隆中后期因为谋划发动起义事泄而逃亡到东南亚的婆罗岛,18世纪中期在当地创建了很有影响力的聚胜公司,成为首领。后来,其下属罗芳伯的威望逐渐超过了他,罗芳伯取代了吴元盛的首领地位,成立了兰芳公司,吴元盛成为罗芳伯的下属。1777年,罗芳伯在婆罗洲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吴元盛是罗芳伯的手下部将,被派驻守在坤甸河北部的戴燕王国(Tayau)。当时,戴燕国王很残暴,人民都怨恨他,1783年,吴元盛杀死了戴燕国王,吴元盛杀死国王后,人民都很感激他、敬佩他,因而被人民拥戴为戴燕国国王。
后来,吴元盛逝世后,其子年幼,由其妻袭位为女王,清代旅行家、航海家谢清高出海游历南洋时(1783—1797年间),戴燕女王还在位。此后戴燕国王位由吴氏世袭四代,直到19世纪中叶,戴燕王国才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 谢清高在《海录》一书中对戴燕王国进行了记载:戴燕在昆甸南,由昆甸南河溯流而上,约七八日,至双文肚,即戴燕境。又行数日,至国都。乾隆未,粤人吴元盛刺杀番酋,国人奉以为主。元盛死,子幼,妻袭其位,至今犹存。 莫玖(1655-1735年)又名绍原,广东最早旅居海外的华侨之一,17—18世纪越南著名的华侨领袖,越南河仙镇的开拓者,雷州市白沙镇东岭村人(古称海康县)。出身贫寒,胸怀大志,明亡时,飘流海外。康熙十九年(1680),莫玖“不服大清初政”“不堪胡虏侵扰之乱”,出国到真腊(柬埔寨)的南荣府。当地国王见他勤劳勇敢,有创业精神,便把经商贸易的事情委托给他办理,并任他为“屋牙”(相当府尹)。当时,真腊与邻国经常发生战争,莫玖所经营之地常遭侵扰,他便离开南荣府,到濒临暹逻湾的忙坎(今河仙地区)招集流民落户垦荒。相传他在危难时夜梦故土河仙指引于此创业,因名其地为“河仙”。1708年,越南阮氏强盛,不断向外扩张,而柬埔寨国势已衰,莫玖也知真腊非久依之势,便上书阮氏集团“求为河仙长”,阮主福凋“嘉其忠诚”,封莫玖为河仙镇总兵。经他20多年的惨澹经营,河仙地区终於变成人烟稠密、外贸发达、经济繁荣的港口,欧洲人称为“港口国”。雍正十三年(1735),莫玖病逝,其子莫天赐接任河仙镇都督,进一步建设河仙,使河仙外贸更加发展经济更为繁荣莫玖子孙三代,为越南阮氏开疆拓土,立下殊勋,阮氏王朝特颁诏在河仙屏山麓修建忠义祠”纪念。由于莫玖创建河仙镇功勋卓著,被安南王诏为女婿,且封为河仙候;死后,又被追封为开镇上柱国大将军武毅公,当地华侨尊称为莫太公。他的事迹载入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及越南史书《大南实录》。越南南部胡志明市,有一条街道名曰莫玖街。此街系越南人民为缅怀17、18世纪开发越南南部和下柬埔寨的著名华侨莫玖而建。河仙后亡于泰国郑信王。 其他政权
广东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张氏王国,自任国王。19世纪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广东澄海华富村的郑信(一作郑昭),在暹罗王朝灭亡之后,招兵买马,击退缅军,平定各地割据势力,重新统一国家,成为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
还有两位,连名字都查不到了,只留下姓氏,一是婆罗国王某,福建人;一是爪哇顺塔国王某,广东潮州人。还有地方势力奏请清廷,希望清廷允许整合南洋为一个国家成为外藩向清廷进贡,但清廷并没有理睬。 以上华人国家都在19世纪,亡于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的侵略狂潮中。